中图分类号 K 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5374（1999）04-0111-05 近年来，由于德中关系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国史学界开展了对二三十年代德中关系的研究。但与同一时期的中美、中日关系等的研究以及德国、美国和台湾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深度相比，还显得远远不够。廓清这一时期的德中关系，对我们理解同一时期的德日关系、中日关系不无裨益，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纳粹德国在挑起二战前一些外交政策出台的背景及其反动本质。 大致说来，在1928—1938年这10年间，两国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改善到最终的破裂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笔者认为，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全面地把握它。1928—1932年是德中关系的初步发展时期，即“走向合作”时期；1933—1937年是德中关系比较密切的时期，或称“蜜月”时期；1937—1938年则是德中关系急剧变化，初步破裂时期，或者说“分道扬镳”的时期。 一 1928至1932年是德中关系的初步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双方的军火交易、贸易不断扩大；德中官方、民间均有交往。但由于德中两国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面，故难发展有具体性的合作。在经济上，尽管两国都积极寻求合作，但雷声大、雨点小；在军事上，德国魏玛政府鉴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表现得较为谨慎和被动；在外交上，德国一直忙于恢复和重建大国地位，摆脱孤立，将外交重点放在欧洲，在远东地区以谋求经济利益为目标。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未给予中国正义的支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由朱家骅出面邀请德国退役军官来华担任他的军事顾问，并从此走上了与德国进行军事合作的道路。蒋介石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第一，蒋分析了战后德国所处的国际地位，认为德国“同受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我地位平等”，中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立场”，两国有联合的可能性（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第二，蒋认为德国的军事理论斐然世界，中国依靠德国完全可以建立一支新式强大的军队。第三，最重要的是，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使南京政府面临的局势急剧恶化，蒋介石被迫向外国寻求军事援助。但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援助是“口惠而实不至”，因此，蒋介石只得求助于德国。 同时，德国国内形势发展也促使德国垄断资本家大力推动德中军事、经贸关系的发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北，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国内由于受《凡尔赛和约》的束缚，马克贬值，物价飞涨，经济濒临崩溃。为了复兴和发展经济，德国急需开拓海外市场。对于中国这一广阔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德国垄断资本家表现了极大的关注。1929年法本公司总裁卡尔·杜伊斯伯格向德国工业联合会表示：“中国是可能变成我们巨大出口市场的唯一国家。”（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使德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迅速下降，失业人数迅速增加。据德国官方统计，从1929年到1930年12月，德国失业人数从不到200万上升到近450万人。这使得德国对中国市场的渗透显得尤为迫切。对此，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曾指出，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市场“固执的乐观主义”是出于其“不惜任何代价逃避一场严重经济危机的愿望”。而德国国家银行董事施佩尔则说得更直截了当，“只要在对中国出口上加一把力，德国巨大的失业率就能一举消失，信贷问题也能因此澄清。”（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87—88页。） 由于德中两国互有所需，双方从此开始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密切合作。德国从一开始便有意识地在中国的各部门安插德国的军事顾问和各类经济专家，目的是“通过顾问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施加影响，这与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注：卡尔·德雷克斯勒：《1933—1939年的德国—中国—日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3期。）。从1927年12月至1932年8月止，德方派出的顾问“连同期满、辞聘、因公殉命及病故者先后共计九十四人。”（注：《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19—22年年刊），转引自王正华《抗战时期对华军事援助》，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51页。）担任军事顾问团领导的有鲍尔上校、克里伯尔中校和弗采尔将军。 1927年11月，鲍尔上校作为“德国工业界的开路人”，前来中国出任蒋介石的第一任军事顾问团团长。在华期间，鲍尔除了帮助中国整军、建军外，还积极为德方开拓中国市场，参与中国军事工业的重建。他给顾问团规定的总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的军阀，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注：尤特内：《战时中国》，纽约1940年版，第8页。转引自马振牍、戚如高著《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在鲍尔的努力下， 德国的克虏伯、法本、西门子等公司以及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帝国工业银行的首脑都纷纷来华考察中国市场，与蒋介石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同时，鲍尔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德国最新军火工业的发展情况，并强调了德产新式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有效作用”，引起了蒋介石对德国军火的浓厚兴趣。蒋随即于1928年夏派陈仪为首的考察团随鲍尔赴德考察军事与军工技术。陈仪随行携带有蒋介石致德国总统兴登堡的亲笔信，蒋在信中“请求中德两国的更广泛合作，尤其在经济领域”（注：郭恒
等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1页。）。陈仪在德国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价值100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购买了一大批军火。 这是南京政府向德国大批购买军火的开始。同年10月，南京政府派蒋作宾为驻德第一任公使。 鲍尔病逝后，德国的克里伯尔中校和弗采尔将军相继来华接任总顾问之职。在华期间，他们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在军事事务上。弗采尔针对当时中国国防工作及准备对日抗战的实际，给蒋介石提交了两份整理部队建议书。蒋对弗采尔提出的整军意见和方案颇为重视，曾批示：“中以为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此意见书皆应从速实施，而且可以实施， 请速照此意见书督促进行”（注： 《中德外交密档，1927 —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 7年版，第50页。）。由此可见，当时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对蒋介石的影响已非同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