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形式来实现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新民主主义理论。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推翻，新民主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刘少奇积极倡导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则在建国后不久即主张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并获全党认同，新民主主义制度随之被中止。本文对此作一分析，以期概括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一 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产物。一般来说，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就是我们日常谓之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一般由资产阶级领导，成功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国家。像英、法等国均是如此。而我们中国，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而致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难以承担彻底推翻封建制度的重任。五四以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诞生，推翻封建制度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而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就是我们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而创立的科学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是阐述这一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作。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推翻。9月，新政协会议在北平召开。 会议宣布，它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一致通过了代行宪法的重要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以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明确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纲领》宣布的经济目标是“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纲领》宣布的文化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注：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1、 552 、558页。） 显然，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通过《共同纲领》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各族人民的认同，上升为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政协会议还根据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理论选举产生了新中国的人民政府。这届政府充分体现出联合政府的特色，中央人民政府的6名副主席、56名政府委员、4名副总理和15名政务委员中，非中共人士分别占3名、27名、2名和9名。政务院34个部级机构中，14 个正职由非中共人士担任。（注：李默主编：《新中国大博览》，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这些情况表明，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以中共为主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该政府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民主化为奋斗目标。 新民主主义制度和以中共为主的多党联合政府有两大优越性。 第一，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新中国的前身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发育十分幼弱。现代工业经济只占国民经济的10%，农业、手工业占据90%。而这是“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8页。）正是基于此，新民主主义制度适合于我们补上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封建余毒荡涤不彻底，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极度贫困这一课。通过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充分发育发展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然后再逐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 第二，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中共高层也大多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例如薄一波就认为实行联合政府“好处有三：第一可以赚人，……前几天不是从香港飞回来12架飞机吗？！这对革命有利。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关门主义。”（注：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二 尽管毛泽东曾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能马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过早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要犯左倾错误。”（注：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因而应先采取新民主主义制度来发展经济，待经济发展以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并且这一认识通过政协会议共同纲领转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然而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刘少奇可能是发自内心地拥护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认同则更多偏于策略上宣传上的考虑。这或许可以从毛、刘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不同经历找到一些答案。毛泽东长期在农村打游击，生活在农村，接触的是农民。而刘少奇长期在城市从事工人运动，耳濡目染的更多是现代化的机器大生产的环境。正因如此，刘少奇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建国后对如何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理性思考最深，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宣传实践最力的一位。他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宣传，代表着中共对此问题认识与实践的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