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悠悠长河中，新中国成立的五十年，可谓“弹指一挥间”。但是，这个在民族文明史上仅占百分之一的岁月，却使作为这个民族载体的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铸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盛世辉煌。在迎接新中国五十年大庆之际，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展望共和国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前景，不能不成为我们党史工作者的庄严责任。 一、新中国五十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两千多年的封建生产方式，一方面，使我们这个国家成为创造过灿烂古代文明的泱泱大国；另一方面，又使我们这个国家到近代走向了贫弱。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帝国主义列强一次又一次地侵略和欺凌，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封建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使国家濒临灭亡边缘。为了救亡图强、改变苦难中国的命运，一百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新中国的五十年，从根本上说，是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和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五十年。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怎样解决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党一直在为之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在中国，如同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一样，也不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人民在获得解放之后所作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选择。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近代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所遇到的困难比预先想到的要大得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一段时间的指导思想上并不十分清楚，甚至步入误区。这样，在新中国发展的五十年内就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这段曲折经历，主要发生在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即党领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期。对这29年也要作具体分析，各个历史段落的情况很不一样。最初头八年的发展甚为顺利。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历史道路比较坎坷。在这29年里，一方面，初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空前提高；另一方面，犯过两次大的错误，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一次是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三年大困难。再就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吃了大苦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事实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指出：头八年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这是新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新中国五十年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1年。这是党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20多年的发展总的说是比较顺利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转变到各方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转变到对外开放之后，全党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搞改革，搞开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发展生产力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从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历史发展的最引人注目的时代内容。在新时期，我们党继承过去积累的一切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纠正长期犯的“左”的错误，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在理论上，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创立了被称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1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远远超过前29年的成就。 对新时期20年来的成就，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总结。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活动的二十年。二十年来，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又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并且，他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外开放格局、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军队和国防建设、外交工作和国际影响、党的建设等10个方面，作了具体论述。江泽民的讲话，可以看作是对新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二阶段的基本评价。 在这里，新中国五十年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界碑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的。这涉及对建国后的党史、共和国的历史如何断代、分期的问题。目前党史界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看法认为，历史分期的界线应当划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种看法的主要根据，是因为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上说过：“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另一种看法认为，应当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历史界线的标志。这在上述《决议》里也有根据。《决议》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我个人是赞同后一种意见的。这里，既有对《决议》那段论述如何全面、完整、准确地领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以历史的发展实际作为划分历史界线的根本标准、最高标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