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这场争论被史学界视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间的斗争。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却又否认它是一场“政治论战”，认为只是一场“平等的学术讨论”。然而，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呢？我们应该从历史的事实中去寻求答案。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政治论战的原因如下：首先，联系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从论战双方代表人物胡适和李大钊的情况看，很难推出这是一场学术讨论的结果。第二，从胡适与李大钊所争论的焦点和内容看，双方争论的显然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学术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改造”这一当时最大的社会政治问题。第三，从这场争论的后果看，在学术界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它却对以后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及两人政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后，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场争论是在“专谈政治”刊物——《每周评论》上进行的。 这场争论之所以被误认为是学术讨论，可以从以下原因考察： 首先，这源于他们个人身份及介入政治的方式不同。自近代以来，站立在时代大潮前面的先进知识分子，面对日益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除极少数能超然学术之中外，绝大多数都情愿或不情愿以各种方式介入了政治。其介入的方式归纳起来不外以下三种：学术救国、舆论干政、直接参与。胡适和李大钊介入政治的方式以此划分显然是不同的：胡适学术救国和舆论干政两者兼而有之，李大钊所选择的则是直接参与。 其次，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之间当时并不是处在完全敌对的位置上，而且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联合。 第三，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想自由”空气的感染，也使这场论战少了许多火药味 在这场争论中，胡适观点的某些积极因素应得到肯定。首先，胡适指出的“空谈主义”问题的确是当时思想界一顽疾，并非无的放矢；而且“谈主义”本身也避不开”研究问题”。第二，胡适在当时大力宣传和提倡实验主义在当时对反封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这一点不能全盘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