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第一阶段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中国在该阶段诸次防御战役中组织的最为成功的一次会战。由于中国方面充分汲取了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利用了武汉周边的地形地利，实施了正确的作战指导，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作战主动权。反观日军方面，在中国的制约下，一再更改作战方案，被迫采取了最不利的作战方式，其表现可概括为：变化多，失误多，协调差，预定目的未能实现。两相比较，中国的作战指导是成功的，而日军则是失败的。 一 素称“九州通衢”的武汉，是中国中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水陆交通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还在战前中日双方就认识到，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双方在武汉地区必有一场大战。因此，中日双方关于武汉会战的实际较量早在战前就已展开。1935年日军制订了新的全面对华战争计划，其中规定：在进攻武汉时，将以华北方面军沿京汉铁路南下，与之相策应，以另一军溯长江西进。（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01页。）该计划的要点在于：其一，以京汉线和长江两个进攻方向，对武汉形成战略夹击的基本态势，迫使中国必须同时应付两个跨距较大的方面，同时有利于日军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其二，利用京汉铁路和长江水路两条交通大动脉，使其两大进攻集团均拥有各自的补给干线，这是大兵团作战能否顺利实施的基本条件；其三，作战重点和主攻方向放在北方，这主要出于地形上的考虑。武汉周边，尤其是武汉以东的长江两岸地区，山脉众多，湖沼密布，而北方的京汉线方面地势平缓，更利于大军的进攻。 由于这一方案的战略优点无法掩饰，所以战前日本军事教官曾在中国陆军大学公开讲过沿京汉线由北而南攻占武汉的作战想法。（注：郭汝瑰：《我的亲身经历》，见《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第207页。） 事实上，战前中国方面亦认为日军沿京汉线南下武汉的威胁最大，并曾多方研究如何破坏日军这一战略，甚至许多军政要员提出决黄河水淹京汉铁路，以人为地障阻绝日军南下的建议。（注：郭汝瑰：《我的亲身经历》，见《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第207页。）这些情况，尤其是中国方面的担心，充分表明1935年方案对日军而言是比较理想的“上策”。 然而，战争一旦爆发，其进程就绝非日本一方所能操纵。七七事变后，中国决心持久抗战，并从长期战争的高度谋划全局。为减消日本的强势，中国军事当局发挥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特点，有意识地拓展战争空间，广布战场于华北、华中及敌后，力求最大限度地分散日军兵力。尤其是中国力避与日军在华北平原决战，主动将主力投入淞沪战场，迫使日军将其主力和战争重心南移，从而在战略上干扰了日军依托华北，以主力南下武汉的预定计划。此外，着眼于持久战争的敌后游击战争，特点是华北的敌后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到1938年初已明显发挥出战略牵制作用。1938年4月，日军大本营将武汉作战提上日程时发现， “由于该方向敌情严重，沿京汉线南下作战需要很大兵力，可是，华北地区恶劣的治安状况使兵力的抽调非常困难。”（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109页。）在来自中国方面的种种因素的制约下，日军大本营只好放弃了酝酿多年的预定方案，于1938年5 月重新制订了武汉作战计划。 新的计划决定：“华中派遣军以主力沿淮河地区推进，另以一军沿长江地区西进，会攻武汉”，同时要求“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在华中派遣军进攻之前，攻占郑州一带，将敌军牵制在北方”。（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206页。）从表面看，日军新的作战计划仍企图坚持两路进攻，而且主攻路线仍选在地形有利的长江以北的淮河河谷地区。但与原方案相比，其战略效果已然打了折扣。原方案的两路基本为90度夹角，一路由北而南，一路由西向东，具有浓厚的夹击意味。而新的两条进攻路线夹角缩小，进攻轴线基本为由东向西，战略夹击效果明显逊色。此外，新方案中连接两大进攻集团的进攻正面也大大缩小，这就意味着防御一方的防御密度和厚度相应增加。还有，因放弃了京汉线南下，代之以该方向的牵制作战，从而使得中国有可能将该方向的部分军队转用于向东防御。事实上，日军之所以要求华北方面军攻郑州以牵制中国军队于北方，为的就是弥补这一缺陷。 尽管1938年5月的方案是日军退而求其次的第二选择， 但该方案确定不足1个月，就需要再次更改。 按照日军1938年的战争计划，4、5月实施徐州会战，随即实施武汉会战，两者紧密衔接，徐州会战要为武汉会战作态势上的准备。换言之，徐州会战结束时各部队的位置及态势即为武汉会战发起时的位置和态势。基于这一考虑，1938年5月底、6月初，日军借助徐州会战的冲势，在京汉线以东、陇海线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占领了诸多要点，其中一部日军进抵郑州稍南的京汉线上，基本形成了由淮河河谷攻击武汉和郑州以遂行牵制的态势。 然而，就在日军排兵布阵，逐步贯彻其第二方案之际，中国方面采取了重大对应措施。1938年6月上旬， 中国军队在郑州东北方决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溢出，造成了经中牟、蔚氏、周口、阜阳，直抵淮河的大地障。淮河亦因此而泛滥，甚至蚌埠的淮河大桥亦被冲毁。这一以水代兵的行动彻底粉碎了日军“利用流经蚌埠、正阳关、信阳等地的淮河水运为后方补给线，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汉口的作战方案”（注：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9页。）， 并迫使兵临郑州的日军仓惶向东撤退，打破了日军攻郑州牵制中国军队于北方的企图。1939年秋，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就此承认：“因敌人使黄河泛滥，致使主力无法沿淮河河谷前进”，“取郑州一事因黄河泛滥而难以实行。”（注：〔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东京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34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