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古都掀起了“五四”狂飚。不论当时及后世对此评价如何分歧，但它成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的转折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五四”狂飚的威力所及，不仅席卷了中国大陆，而且也在台湾海峡激起了波涛。这股冲击波使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民族意识普遍觉醒，民族自信心逐渐恢复，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启蒙运动深入开展，台湾的文学史也从此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五四”新思潮在台湾的传播和影响大体有两个渠道、三个时期。两个渠道，指日本渠道和大陆渠道；三个时期指日据时期、光复时期、解严后时期。 台湾留日学生有吸收新思潮的有利环境。“五四”运动之后，他们不仅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义，与中国大陆留日青年共同组成了“声应会”（参阅林载爵：《五四与台湾新文化运动》，见《五四研究论文》，1979年5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而且通过办刊物、 写文章、组织巡回讲演等方式来表达这种共同的关怀和认同。作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主要是《台湾青年》和《台湾民报》。前者于1920年7月16日创刊于东京，发行18期后，于1922年4月1日改名为《台湾》， 1924年5月10日终刊。代表人物有台湾留日学生林呈禄、吴三连、 王敏川、刘明朝、蔡培火、甘文芳、陈端明、陈炘、 林伯殳等。 后者于1923年4月15日创刊于东京，1927年8月1日迁移台湾印行。 该刊与《台湾青年》的主要区别，是由“汉和兼写”改为以“平易的汉文”为写作工具，因而更具影响，更显威力。 大陆渠道当然是影响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主渠道。仅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为例，他直接影响的台湾青年就有张我军、张秀哲、张深切、郭德金、洪绍潭、林剑腾、吴文生、简锦铭、卢炳钦等20多人，其中张我军就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张我军不仅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名文《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首先对台湾的旧文化抨击发难，引发了台湾文学界的“新旧文学论战”，而且创作了《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乱都之恋》、《买彩票》等论文、新诗、短篇小说，显示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实绩。尤为可贵的是，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评介了大量大陆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台湾撒播了“五四”新文学的火种，其中包括鲁迅的《鸭的喜剧》、《故乡》、《狂人日记》、《阿Q 正传》，淦女士（冯沅君）的小说《隔绝》，冰心的小说《超人》，郭沫若的新诗《仰望》，郑振铎的新诗《墙角的创痕》，焦菊隐的新诗《我的祖国》等。 以时间划分，五四新思潮在台湾的影响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大约在1920年至1925年前后， 其高潮掀起于1923 年至1924年。由于台湾当时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民众的百分之八十都是佃农，在一小撮跟日本殖民者相勾结的大地主的阴影下过着三餐不继的赤贫生活，所以台湾文化启蒙运动虽以语文改革为突破口，但背后所隐藏的主要观念乃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真谛。对于在中国大陆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台湾新知识分子充满了崇仰之情。《台湾青年》创刊号的一篇文章说：“诸君！请看看中华民国青年们的纯洁理想——活泼的运动。他们一旦觉醒，便具有时代性的自觉，为了世界，为了国家，以浑身的热情奋斗，这是多么值得我们羡慕的事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台湾新知识分子也表达了钦佩的心情。《台湾青年》创刊时，他们邀到了蔡元培的题字：“温故知新”。在《台湾民报》的创刊号上，陈逢源有诗云：“诘屈赘牙事可伤，革新旗鼓到文章。适之独秀驰名盛，报纸传来贵洛阳”（《祝〈台湾民报〉发刊》）。《台湾民报》创刊号转载胡适的戏剧作品《终身大事》时，编者“超今”（即黄朝琴）在“按语”中作了这样的介绍：“胡博士乃中华思想界的第一新人，他的令先君，前清的时代，曾到台湾做官。博士平时的著述，也常常念著台湾，所以和我们的缘份，算来实在不小，记者抄这篇，载上本报，不但介绍博士的名著给读者阅看，且对博士要表个极大的敬意。盼望其再到台湾同我们同胞谈谈心……”。台湾报刊还转载了陈独秀的重要论著《东西民权根本思想之差异》（《台湾》第四年第三号）、《敬告青年》（《台湾民报》第七号），以及其他诸如吴虞等人物的新思想。在这样的交流下，中国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便成了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一项典范。 第二个时期是在台湾光复之后直至解严之前。这一阶段在台湾承传“五四”运动传统的第一人就是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他首先主持了台湾编译馆的馆务，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肃清日本殖民文化流毒不遗余力。编译馆被撤消之后，他又出任台湾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热情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成果。在《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一文中，许寿裳深刻指出，“五四”运动是扫除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余毒的运动，是提倡民主、发扬科学的运动，而“台湾从前在日本统治时期可说是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根本没有独立自主之权，只有服从听命，绝对不许违抗”，现在重归祖国，亟宜培养民主精神。此外，许寿裳认为，日本的科学“都是追随欧美先进国之后，只有模仿，没有创造。现在台湾所需要提倡的不但是跟随先进国后面的那种科学，更要有独创的精神，迎头赶上，从事于研究那些尚未为人着手的问题，而建立前古所无的发明和发现。”除此而外，许寿裳认为在台湾还需要提倡大公无私的实践道德和增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感情。他希望年富力强、精神纯洁的台湾青年能成为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