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曾目睹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经济建设上的奋斗与挫折，面对“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的社会，毅然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从1979年起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从而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揭开了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大规模改革开放的序幕，宣告了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开端。 一、基于对“左”的错误的反思和现实世界的审视，邓小平率先明确提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 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是邓小平在1978年郑重提出来的，这时他第三次复出也才刚刚一年。邓小平之所以能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是建筑在整个中国共产党人对“左”的错误的深刻反思和对现实世界审视基础上的。 其一，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和种种“左”的错误造成的灾难恶果，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反思、觉醒和应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理想，就是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国初期，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明确提出并带领人民已经开始了这种转移，也取得了“凯歌行进”的成就。但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50年代后期逐渐走上了一条“左”的发展道路。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拔高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搞狂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人民蒙受三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灾害之苦。其后又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大批“唯生产力论”，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秩序完全混乱，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无法坚持下去。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 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而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整整30年间积累起来的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4892.5亿元。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损失的国民收入，相当于建国30年积累的全部家当。（注：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 ）经历了曲曲折折、多灾多难的风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都在不停地反思，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底怎样走？尤其是在毛泽东去世后，随着“四人帮”被粉碎，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 其二，在逐渐展开的思想解放的气氛中，经济理论界率先围绕着按劳分配问题，恢复计件工资、奖金问题，生产力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等对“左”的错误进行了清理和批判。从1977年初开始，经济理论界率先对“左”的错误理论进行了剖析，批判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急于过渡的错误，违背按劳分配规律的错误，在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的错误，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违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错误。呼吁尊重价值规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提出了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这一时期胡乔木、薛暮桥、孙冶方、邓力群、于光远、马洪等理论家、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或写成论著公开发表，或在内部讨论会上阐发或书面上报中央，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党内高层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也在反思、商讨，并孕育着新的突破思路。经济理论界的讨论早于思想理论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两方面的讨论交相辉映，互相促进，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三，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更加实事求是，对国际间政治和外交战略有所调整，加大了对外交往的力度，利用有利时机制订对外开放政策的思路日益明确。中苏关系紧张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陈兵，对我国构成了十分严重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是战争迫在眉睫，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提出了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建设大小三线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有针对性的在北部边境陈兵，应付战争爆发。这种判断和对策牵制了中央决策层的注意力和国家的力量。但是中苏矛盾还不足以促使苏联将全部力量对付中国，美苏争霸才是苏联的首要战略意图。而且到了70年代末，透过美苏两国激烈争夺的政治烟云，在战争危险仍旧存在的表象背后，和平与发展的趋势也在孕育生成。1977年12月，邓小平根据他对美苏双方力量的冷静观察和深入分析，首先提出了世界战争可以推迟和我们可以争取更多一点时间搞建设的判断。（注：参见《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判断。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国由此加大了对外交往的力度，高层领导人频频出访，从而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国际形势的了解，既强烈地感受到了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正在拉大的差距，又清楚地看到了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向我们提供的发展机遇。抓住时机，走开放之路，参与世界经济发展，尽快把我国现代化建设搞上去成为中央决策层开始酝酿和关注的重要问题。 其四，党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四个现代化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奋斗目标，曾极大的振奋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支柱。十年内乱这一目标遭到废弃。粉碎“四人帮”后，四个现代化建设重新成为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而且也有了具体行动部署，并逐步被确定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明确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 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1978年2月，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到本世纪末在我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尽管这个规划和设想有比较多的“洋冒进”的味道，还没有摆脱“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但它却清楚地表明现代化建设已经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同年3月，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6～97页。 ）这样党的工作重点应该转移的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