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五四”观的提出，不仅意味了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五四”解释话语权力的把握，也预示了其革命话语式的基本原则支配“五四”评论与研究主流方向的开始。研究毛泽东的“五四”观，实际上是从个横断面研究“五四”评论与研究的历史过程。 “五四”既可被看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亦可被理解为以“科学”与“民主”为主旨的思想启蒙运动，但两者毕竟在社会关怀的取向上有所不同，价值意义上的差异显然的。正因为“五四”自身存在着不同方面的历史价值，使得后来人们在阐释“五四”精神时，不免会歧义互见，各执己说。尤其在某种具体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出自于对政治前程的期望，还是出自于对文化理想的追寻，对“五四”这一历史文本的解读，往往要受制于现实环境的影响，结论也会呈现出某种语境下的特殊色彩。毛泽东在评价“五四”历史地位时，就显示出战争年代革命语境的分析特点。在毛泽东对“五四”评论的整体性结构中，“五四”是被置于革命语境中谈论着，以革命话语方式阐释“五四”的性质与意义，是毛泽东“五四”观的基本特征。 革命话语推导出“五四”的第一个特征，表现在“五四”被置于中国革命长期历程中加予考察，“五四”的性质在这一考虑中被确定。在毛泽东看来，从政治革命的角度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经历了若干个阶段，而“五四”便是其中的一个时期。因此，不论从政治层面上看，还是从文化层面上看，“五四”都是中国近代以来资产阶段民主革命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革命话语推导出“五四”的第二个特征，表现在“五四”主体阵营的政治化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