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步步深入，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形成，在不同的地区又形成了不同的特点。 一、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倍受中共的重视。 山西素有华北屋脊之称，向东可控制华北，南进可策应中原，西出可威胁陕甘，北向可远达苏蒙。山西境内山脉纵横，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历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即提出“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华北；欲占领华北，必先占领山西”。为此，日军投入到山西战场的兵力几乎达到其在华北日军的二分之一，使山西承受了日本全面侵华后最大的军事压力。同样，由于山西处于华北抗日前线，是中共从陕甘宁大后方向前线调集军队输送人才的通道，又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屏障。而且山西多山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于开展山地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日军，滞延日军由山西而华北而全国的狂妄侵略计划。显然，山西的抗战“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因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共中央在对全国抗战予以关注和支持的同时，对山西抗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首先，在对华北以及全国抗战形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科学的预测之后，中共中央决定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放在山西，以山西为对日抗战和发展抗战的基地。其次，为了配合以山西为中心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特别注意加强山西党组织的力量。最后，中共以山西为依托，创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二、在全国范围内，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最具特色，最具规模。 1935年华北事变后，阎锡山苦心经营20多年的晋绥基业首当其冲地受到威胁。同时，通过一二九运动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统一战线成功的事例，阎锡山审时度势，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并产生了联共抗战的思想，使山西全省在全国率先出现了宽松的抗日救亡环境。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向阎锡山倡议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时间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为了进一步推动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借此突破一点，带动全局，中共北方局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的具体指示，决定让薄一波以个人身份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回山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10月，薄一波率杨献珍、董天知等同志回到山西，很快就和阎锡山建立起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在山西站稳了脚跟。和中共在其他地区开展的统战工作相比，山西的统战工作具有很大的特殊性。首先，在薄一波等人返晋之前，山西已经有了阎锡山为会长的牺盟会。薄一波等人接办改组了牺盟会，但会长仍是阎锡山，这种地方官办团体的形式，为中共在山西全省公开开展救亡工作提供了合法的庇护。其次，薄一波等人是在身份明了主张明确的情况下与阎锡山合作共事的，阎锡山除要求“山西省政府里、军队里，不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外，对薄一波坚持共产党的主张，任用共产党人等均予以首肯，说明阎锡山默认了与共产党的特殊合作关系，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说的是“山西话”，但实际贯彻执行的是中共的主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把军事进攻的主要目标指向山西。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的抗战态度更趋积极，表现“最进步”，与中共的统一战线关系也更深入。1937年9月初，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日等问题，于9月20 日在太原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旨在实施全面战争动员和组织游击战争。抗战八年期间，中共与国民党中央的合作始终没能形成固定的组织形式、共同的政治纲领。而先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前成立的战动总会，不仅有共产党、八路军的公开参与领导，而且和阎锡山形成了固定的组织、共同的纲领，还在第二战区范围内行使战时政权的职能。国共两党这种公开、平等、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当时全国还是第一个，因此具有典型的创导示范意义。 山西的统一战线不仅有广度，同时还具有相当的深度。战动总会作为战时政权组织，在第二战区内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其政权职能：动员群众支援抗战；协调战区内各方力量团结抗日；组织抗日武装数万人，直接展开对日作战；配合八路军开创晋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的动委会到后来直接过渡为正式的抗日民主政权。 三、与陕北延安一样，山西成为全国热血青年的又一个向往之地。 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全国各地的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基本上没有得到当局的支持，相反受到限制，压制。因此，当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除奔赴延安外，大批地涌向抗日救亡环境相对宽松的山西。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奔赴山西，为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带来了活力，增加了新鲜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