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 胡适在《每周评论》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这场争论被史学界视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间的斗争。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却又否认它是一场“政治论战”，认为只是一场“平等的学术讨论”。然而，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呢？我们应该从历史的事实中去寻求答案。 应该讲，单纯将这场争论看作是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主义与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间的斗争，的确对历史有许多夸张之处。但若否定它“政治论战”的性质，转而认为这是一场“学术讨论”，也是失之偏颇的。这场争论其他方面暂且不讲，它本身作为一场政治论战却是一个毋庸质疑的事实。 首先，联系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从论战双方代表人物胡适和李大钊的情况看，很难推出这是一场学术讨论的结果。其次，从胡适与李大钊所争论的焦点和内容看，显然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学术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改造”这一当时最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再次，从这场争论的后果看，在学术界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它却对以后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及两人政治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场对现代中国政治进程的发展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论战，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平等的学术讨论。这不可能仅仅是偶然的缘故，因为这种说法并非无凭无据：一是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只谈了“研究问题”，并寻找人们不愿研究问题的原因，其落脚点在“研究”二字。二是论战双方都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并不见后来政治论战中那种十足的火药味儿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这次论战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扑朔迷离的情况呢？应该讲，这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原因。 第一，源于他们的个人身份及介入政治的方式不同。自近代以来，站立在时代大潮前面的知识领袖们，面对日益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除极少数能超然学术之中外，绝大多数都情愿或不情愿以各种方式介入了政治。其介入的方式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三种：学术救国、舆论干政、直接参与。胡适和李大钊介入政治的方式以此划分显然是不同的：胡适和李大钊介入政治的方式以此划分显然是不同的：胡适学术救国和舆论干政两者兼而有之；李大钊所选择的则是直接参与。 第二，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之间当时并不是处在完全敌对的位置上，而且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联合。 第三，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想自由”空气的感染，也使这场论战少了许多火药味儿。对待胡适这样一个经历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其历史，尤其是这一段的历史更不能简单地否定了事，而应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首先，胡适指出的“空谈主义”问题的确是当时思想界一大顽症，并非无的放矢；而且“谈主义”本身也避不开“研究问题”。从这一点讲，胡适应该予以一定的肯定。其次，胡适在当时大力宣传和提倡实验主义对反封建斗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这一点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应具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全盘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