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关于蒋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学术界多有记述。本文仅就蒋氏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关系略作阐述。 一 蒋氏一生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推崇，在他的论著、演讲、书信、谈话等文稿中随处可见，可谓崇尚有加，其中《科学的学庸》是蒋氏对《大学》、《中庸》的解读，最能代表蒋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科学的学庸》，为蒋氏1959年在台北订正。其内容共分三部分：一、大学之道上篇、大学之道下篇；二、中庸要旨；三、政治的道理。并附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书经》、《诗经》、《礼经》、《春秋》，通称“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堪称中国文化学术的宝藏。其中《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的两篇，后人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提出加以解说阐发，尤其是南宋大思想家朱熹为《大学》、《中庸》写了“章句”，为《论语》、《孟子》写了“集注”，合为一书，称为《四书章句集注》。该书汇集了历代对四书的注释，加上朱熹的训诂、解释、阐述，形成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正宗的儒学传统。蒋氏指出：“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85页。）其中关于《中庸》，蒋氏指出：它是“我国四千年来一贯的传统哲学”，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最精微而亦最实际的人生哲学”（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8页。）。对于《大学》、《中庸》，理学家程朱认为是“初学入德之门”，是“孔门传授心法”。蒋氏亦附会程朱解，逐句对《大学》、《中庸》作了解释与发挥。如关于“中庸要旨”，他说：“研究中庸时，第一点我们应该知道大学、中庸二书是不可分的，一般所谓学庸，便是指这两部书互相贯通的要旨而言。程子谓：‘大学者，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又言：‘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我们再看两书的要点，大学以格致诚意为本，而中庸一书，亦以慎独存诚的‘诚’字为体，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这就意可以看出中庸是‘本体论’，而大学则是‘方法论’，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古圣昔贤递相传习的‘道统’。”（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9页。）关于研究中庸的次序，蒋说：“无论阅读何种书籍，最要是看他的序文，或是绪言，这就能得到全书纲要之所在，而后再读全书，才能得到明体达用的结果。现在就中庸这一书来说，照朱子章句，全篇共分三十三章，而以第一章为全书的总纲。这一章就是‘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而第一章之前，还有朱子传述程子的一段绪言，以及第一章后面朱子所附录的一段说明，也是必须首先阅读研究的。我们研究中庸，不仅要读其各章正文，还要细看其传注的解释，最好是先看绪言及第一章附录之说明，然后再看第一章本文以及通观以后三十二章，读完全书之后，再来将诸言及第一章彻底精讨。这样必能得其所谓‘大义微言’之要旨，而后乃能豁然贯通了。”（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8—100页。）关于所谓中庸之纲要“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三句，蒋氏逐句作了解释，他说：“这三句是一气相承的，乃是中庸全书之纲要”。至于“‘天命之谓性’的‘天’是什么？大家应知，这里所指的‘天’，并不是一般所指的头上天空之天，而乃是指‘天然’、‘天理’自然之天。就是阳明所说：‘良知即天也’。又说‘天即在我心中，而并不要在此心之外去别求一个天’。学者必先了解这个‘天’的意义，而后才可以研究中庸而无误”。关于“率性之谓道”，蒋氏的解释是：“‘率性之谓道’一句为承接上下两句之枢纽。‘率性’不应作任性解，而率是循的意思，率性就是循其性，亦就是顺应天性”。“依照朱子序文所说‘率性之谓道’的‘道’字，就是阐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信也）执厥中’。尧以传之舜、舜以传之禹的中国历圣一贯相传之‘道’，我以为这四语，实在就是中国道统所传授的心法中之要诀。乃可名之为‘道统四语诀’”。“盖人道天道，本是一体，即人即道，道与人之间本没有丝毫间隔，所以说，‘反求诸身而自得之’，就是说道即在你本身的内心。只要你能自反于心，其道就能自得了。至于自得的方法，只要将被外物所诱，物欲所蔽，自私自利的私心祛除掉了，则本然天性之善，就彰明显著，充沛自在。可知一个人只要能‘存天理、去人欲’，即可‘参天地，赞化育’，与天合为一体，只要你真能‘存心养性’、‘慎独存诚’，很自然地就可以达到‘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关于“修道之谓教”，蒋氏首先说明“道”与“理”的关系，然后阐明这一个本乎天性的道理，就是“修道”，就是“教”。他说：“所谓修道，实在即求合乎自然之理。无论何事何物必有理存乎其间，能研究此理而求合之，一切事业未有不成功的，大学所谓即物穷理的工夫……尤其是中庸所讲天命天道与人性一致之理，我们如能真实领悟，便可成为合乎天理、应乎人情、堂堂正正、俯仰无愧的一个人。”（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01—103页。）以上仅是蒋氏“中庸要旨”中，对所谓中庸全书之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的解释，就可表明蒋氏对于诸子之学的理解与钟情。正如蒋氏自谓： 8岁时读大学中庸，9岁读毕四子之书。在18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 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28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38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48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注：王觉源：《力行哲学引义》，第132—133页，（台）正中书局，1986年版。）。又说：“中国有很好的伦理哲学，政治哲学，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如果我们把中国大学、中庸之道整理提倡起来，世界中没有那一个哲学能够比得上我们的”（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665页。）。“我们最要紧的， 是将中国固有的德性， 即从古遗传给我们最紧要的东西，不要忘掉”（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 第627页。）。 二 对儒学人物，蒋氏一生最推崇的莫过明儒王阳明。蒋氏说：“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五十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2378页。）又说，对他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注：第一本书是邹容的《革命军》；第二本书是王阳明的《传习录》；第三本书是黄梨州的《明夷待访录》。），其中之一便是王阳明的《传习录》，他说：“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阳明的《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1535页。）。王阳明，即明代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今浙江绍兴）。他曾筑室故乡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故号阳明山人。王阳明是儒学大师，心学代表人物。《传习录》是阳明心学的总汇，它继承了陆九渊“心学”思想，并对“心学”体系进行了加工论证。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注：《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注：《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尤其是《传习录》中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形成他的心学思想体系。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是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又是道德修养的标准和道德实践的方法，所以又是一种道德哲学。王阳明的所谓“良知”，即等于“心”，是万物的本原和主宰，就是“天理”。这天理就是人心中的先天具有的道德观念；“致良知”就是道德修养、实践的过程。同时，王阳明认为知和行不应该分为两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知行合一”。王阳明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唯心论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心学”思想对后世思想影响至深至巨，被封建统治阶级来所颂扬。他的“心学”也浸透了蒋介石的心田，成为蒋氏“求学做事的根本”，以及他“力行哲学”的基础。这在蒋氏的《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革命哲学的重要》、《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今后军事教育的方针》、《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中国的立国精神》、《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军事教育与军事教育制度之提示》、《革命教育的基础》、《今后军校教育的方针》等文中，均有阐述。如1932年5月， 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王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628—629页。）蒋氏还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与王阳明哲学作了附会比较，得出就“行”的哲学意义上是完全一致的结论。如1950年7月， 他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演讲词中，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二者的一致性：“一，总理注重实行的精神，与阳明学说的本质，在行的意义上，并无出入。二，王阳明所讲‘良知’的知，是良心上的知觉，不待外求；而总理所讲‘知难’的知，是指一切学问、知识之‘知’，不易强求；而且这种知识的‘知’，亦不必人人去求，只要人人去行。三，阳明所谓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知’，是属于‘生而知之’的一面；总理所谓知难行易之‘知’是属于‘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的一面。四，将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与‘致良知’学说合并研究，则与总理‘知难行易’学说的精义完全相同。五，总理的哲学思想，符合科学的理论；因为我们一贯的本体论，既不偏于唯心，亦不偏于唯物，而著重于人性论，所以总理的哲学，遂成为世界不朽的学说。”（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042—2043页。）上述，蒋氏用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去比附和阐明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学说，旨在说明二者在“行”的哲学意义上的一致性，目的是强调一个“行”字。就是号召中国的老百姓，只要跟着蒋介石的国民党去“行”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