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之一)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志华,1950年生,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综合利用新疆地方档案馆、俄国档案馆、新疆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历史资料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讨论了1944—1950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中苏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几年以后,中国政权发生更迭,而同盟关系则又上了一层楼。文章认为,在此期间,中苏双边关系中的新疆问题始终是十分微妙的,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变化无常,时而与地方政府结好,时而同少数民族联合;时而鼓动独立,时而强调自治;时而支持国民党,时而援助共产党。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目标是保持战后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确保苏联在新疆地区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影响。在战后对华政策中,就其重要性而言,新疆排在蒙古和东北之后,故而成为苏联调整对华关系的外交筹码,这正是苏联对新疆政策时常改变的基本原因。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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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以来,新疆长期处于中央政府实际控制之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30年代中期,苏联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才排除以往英国在新疆的影响,得以把新疆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不过,当时国际形势风紧云急,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苏联处于日、德反共同盟势力的东西夹击之中,迫切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稳定东方战线。所以,尽管盛世才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斯大林却还无意承认一个独立的新疆政权,以免因此刺激中国。(注:详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408—409页;Allen Whiting and Sheng Shih-ts'ai,Sinkiang: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University,1958)pp.63,200—208。)而中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十分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不愿为一个鞭长莫及的地方与苏联形成对抗。于是,保持新疆的相对独立现状,便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可以接受的。

      不久以后,国际局势骤变,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初战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蒋介石,并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势力逐步撤出了新疆。 (注:Allen Whiting and

      ShengShih ts'ai,op.cit.pp.243—254;John W.Garver,Chinese- 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165—174;历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492—497 页。)当1942年底蒋介石颇为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注: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中文版,第64页,转引自李嘉谷《盛世才与新疆》,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的时候,中苏两国关系降到了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最低点。

      三区革命:苏联策动和支持的民族起义

      然而,就在苏联势力被迫撤出新疆之际,欧洲战场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到1944年夏季,苏联不仅能够正式提出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而且还完全有时间和精力策划如何对新疆卷土重来了。

      1944年初春,在新疆与外蒙交界的阿尔泰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注:外蒙古当时已完全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只是表面上的,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均由苏联垄断,除与个别国家有关系外,蒙古甚至基本没有外交。)对于苏联重新染指新疆的企图,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一方面调兵遣将,摆开不惜一战的架势,一方面不断向罗斯福告斯大林的状,试图对苏施加外交压力。(注:《战时外交》(二),第460—461页:John W.Garver,op.cit.pp.99—200。 )但是,美国对阿尔泰冲突和蒋介石的申诉反应极为冷漠。罗斯福先是在4月8日建议中国政府“冻结”新疆事件,到战后再解决,继而在4月10 日劝告蒋介石对苏联要忍耐,要顾全大局,后来甚至禁止中国再扩大反苏宣传。(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DtplomaticPapers,1944,Vol.6(Washington D.C.1969),pp.773,785,798,800—803.)罗斯福所说的大局非常清楚,即为了最后在亚洲战胜日本,中苏必须联合,共同对敌;为了战后远东秩序的稳定,必须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是需要莫斯科认可的。中国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意见。4月19日, 蒋介石批准了一项缓解中苏在新疆的紧张关系的计划,决定先严令新疆当局力避任何边界冲突,再寻机将盛世才调离新疆,以取得苏联的好感。(注:《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4册,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288—292页。)

      不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苏联和中国,以推动中苏接触。王世杰受蒋介石委托于6月16日专程到迪化迎接华莱士, 并叮嘱盛世才不得在华莱士面前公开攻击苏联。6月24日华莱士离开重庆时, 蒋介石托宋美龄致函罗斯福,答应美国倘有任何改进中苏关系的办法,中国必全力以赴。(注:《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4册,第332—333、 338 —343页。)

      然而,此时解决中苏双边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苏联手中。在这场未来的外交较量中,无论是实力地位还是国际影响,苏联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从国际环境考虑,苏联也感到有必要改善苏中双边关系,但两国之间在处理战后关系方面,毕竟存在着需要加以解决的重大利害冲突。因此,在盟国之间酝酿促使中苏双方为建立友好同盟关系进行直接谈判时,苏联的策略是,一方面向蒋介石做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对中共的不支持立场,一方面则不断加紧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谈判桌上取得预想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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