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犹如一阵阵强大的冲击波，通过各种渠道波及到海外华侨社会中，他们热血沸腾，群起声援，与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遥相呼应，构成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即对当时华侨居多的欧、美、亚三大洲华侨开展的声援五四运动的爱国活动加以探讨。 一、关注时局 阻止签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为主要战场，英、法、俄协约国男丁大多征召入伍，伤亡惨重，前后方劳动力极为匮乏。因此，这些国家便大肆在华招募华工，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据初步统计，大战期间被招募到欧洲战场的华工约20多万人，其中在法国境内的华工，“统而计之，不下五万人”。而这些华工又多系山东籍，“反日侵略尤力”。大战结束后，大部分华工陆续回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当地，他们是欧洲华侨的主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后，国内掀起了风靡一时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大批有志救国的青年来到欧洲，云集法国，他们与当地华侨及国内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大批旅欧华工和中国留学生，民族意识浓厚，思想敏锐，斗争坚决，成为欧洲华人声援五四运动的基础。 1919年初，旅居英、法的中国留学生、华侨及某些中国政界人物联合组织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简称和平促进会），将“增进中华民国国际地位，抵御强权侵犯”作为宗旨之一，并“发表本会对于中国外交问题之主张”。该会成立不久，适逢巴黎和会召开，遂组织旅欧华人积极开展爱国活动，以壮中国声势。当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抵达巴黎后，和平促进会组织留学生和华侨多人到其下榻处请愿，虽被拒绝接见，但还是接受了他们的请愿书。5月9日，和平促进会召开国耻纪念会，与会500多人，其中有不少欧美各界名人。 来到欧洲的华侨革命家陈友仁在会上用英文进行演讲，措词激烈，“对于中日间利害关系，言之极为详尽”。留学生代表郑毓秀也发表演说，大呼：“协约胜利，吾人失败”，“和约自达和平之前途，乃遗吾人以黑暗之前途！此等条件，吾人誓不能签字。”（注：有关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参见李宗侗：《巴黎中国留学生及工人反对对德和约签字的经过》，台湾《传记文学》第6卷第6期；刘永明著《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383页。）这次大会进一步激起了旅欧华人的爱国热忱。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实际上成为五四运动期间欧洲华人开展爱国活动的领导组织。 欧洲华侨和留学生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及中国国内的动向，尤其关注和会有关中国问题的议案。当他们得知和会讨论由日本取代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及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后的消息后，顿时掀起波澜。6 月27日，即巴黎和约签字的前一天，在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负责人的率领下，30多名华工和留学生奔赴巴黎西郊，包围了避居在这里的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的寓邸圣克卢，逼迫他表示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与此同时，万余名旅法华工群情激愤地举行集会，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紧急呼吁，要求他们拒绝出席第二天的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他们警告中国代表，若在和约上签字，就像北京学生声讨卖国贼一样对待之。为坚决阻止中国代表签字，6月28日，旅法华工和留学生共3万多人奔走呼吁，并分别包围了中国专使的寓所，不准他们出门。愤怒的侨众向中国代表团提出警告和威胁，如果他们有违众意，胆敢出去签约，“当捕杀之”。（注：《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5—6月，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生，第827页。）他们预备“每一个专使的命用三个人的命去偿他。这预备偿命的人已开了名单，不管要出门的专使是被谁打死的，这预备偿命的人总去偿命”。（注：《时事新报》1919年7月6日。）旅法华人这种爱国举动，对于中国代表团是个很大的威慑力量，使他们未敢轻易签字。据李宗侗回忆说，6月28日一清早，共有学生华工40 多人包围了圣克卢陆征祥的寓邸，陆的汽车已停在门口。大家推举和平促进会的负责人李圣章为代表进屋见陆。见面后，李问陆是否在和约上签字。陆答不一定不签字。李一边拍口袋一边激愤地说，你要签字，我裤袋里这支手枪亦不能宽恕你。室外的华工带枪者也大有人在，准备在陆上车时击其车胎。“陆征祥看见局势危险亦就不敢再到凡尔塞去签字，当天的晚报登出中国代表团在签字时缺席”。（注：李宗侗：《巴黎中国留学生及工人反对对德和约签字的经过》，台湾《传记文学》第6卷第6期，第42页。）李宗侗是和平促进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了拒约活动，这位当事者记述的情况应该是可信的。 有关欧洲华侨和留学生在巴黎和会期间的爱国义举，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顾维钧说，会议期间，“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6月27日晚，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岳某从陆征祥住处返回市里时，路过一所医院的花园时受到中国学生和华侨商人的袭击，“他们拦住了他，诘问他为何赞成签约。甚至在他保证说，他不过是代表团的秘书长，对签字与否并无发言权之后，人们还围住不放，并扬言要将他痛打一顿……人们威胁说要杀死他。”（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6 —207页。）顾维钧这些记述，如实地反映了巴黎和会期间旅欧华人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阻止中国代表与会签约的坚决性，并采取了必要手段。 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尤其是旅欧华人同胞对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直接施加压力的特殊作用，迫使中国代表不敢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未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从中表现了旅欧同胞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众所周知，国内学生发起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六三”上海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使五四运动达到高潮，这无疑对于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起着敲山震虎的威慑作用，但国内各界对远在巴黎的中国代表的举动毕竟是鞭长莫及，旅欧华人在这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关头，做出的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壮举，对于拒约的胜利，起着釜底抽薪的作用。两年后，国民党要人张继在谈论到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约的原因时说：“其力乃在巴黎之华工及学生。”（注：《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6日。转引自刘永明著《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第383页。） 巴黎和会期间，远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华侨尤其是美国华侨，也非常关注和会的动向，特别留心和会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和中国代表的举动。1919年2月初，中、日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因山东问题发生争执， 日本公使遂向中国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妄图迫其就范。2月8日，美国最大的华侨社团之一中华会馆召开会议，议决致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坚持到底；致电在法国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总统，请转各国代表，主持公道：致电北京政府，此次不可受其恐吓，稍为退让，再贻国耻。在此期间，美国旧金山华侨组织中国外交后援会，该会撰写印刷山东在中国的地位，中国人坚决保卫山东的决心，及其与东亚和平的关系等内容的信函，分别“函告美国政界要人及国会议员。该函发出一千余份。其用心实较国内为尤甚也。”（注：《民国日报》1919年6月20日。 ）檀香山华侨联合总会钟宇、唐雄等致电国内上海各界说：“窃自武人乱法以来，黎民迭遭痛苦，国脉摇动，外侮纷来，卖国之夫，继之而起，遂使强邻肆虐，夺我山东。此言者痛心，闻者指发。况去国万里眷念宗邦之侨旅乎？”通电表示，应趁此次和会之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不可失去“稍纵即逝之会。”（注：《民国日报》1919年6月18日。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内忧外患的关切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