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台湾学者张朋园先生曾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一书中作过详尽的考证与论述（注：张朋园先生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一书中有关梁与五四运动关系论述，后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之约，改为《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一文，收入《五四运动论文集》一书第277—311页。）。许多学者在撰写梁启超的传记和研究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时，几乎都注意到，是他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屈辱地接受将德国“在胶州湾全部租借地”移交日本的消息传到中国，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注：见周策纵著、周子平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21页。另外，国内出版的梁启超传均有提及，其中耿云志、崔志海著《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较为详细。）。同时，“五四运动”像一部由青年人撰著的“民主政治”的教科书，对梁启超有很大启发和教育。在他旅行回国后就致信给当时的徐世昌总统，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后来他更称“‘五四运动’是民国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它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注：《饮冰室文集》之37，第51页。）。此后，他对自己早期形成的政治理念重新进行了思考，在民主政治与国民素质、民主政治与国民运动、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等问题上作了更为深入的阐发。在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重温他的论述，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梁启超对民主政治与国民素质关系的新思考 “五四”时期最著名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从近代史来说，梁启超虽然是改良派的重要首领，但从亡命日本之后，他对民主理念的宣传，却启发了整整一代中国热血青年，以致费正清先生称梁启超是那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位政论家”，是与孙中山齐名的“辛亥革命”的领袖（注：费正清、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说道：在日本时期，“梁启超已经是一位经学大师，他还真心地汲取现代思想”，“梁启超跳出了中国经学的圈子，开始对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历史从现代的角度重新给予评价”，尽管他受到来自清朝政府以及孙中山革命派两方面的抨击，“但是他对立宪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页。）。这个已被人肯定过的功绩表明，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主理念的奠基者之一。 梁启超作为“新民之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深入探讨过“国家”与“国民”关系的人。在《新民说》中，他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痼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注：《饮冰室专集》之4，第1页。）在此前提下，他对如下问题作过精彩的阐发：其一，两千年来的中国政治是一个专制制度，就统治者来说，他们实行的是括民、役民和愚民之术；就占统治地位的道术来说，是一种弱国民之志的学说；就中国最为发达的历史学来说，其二十四史是让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二十四家之谱牒”。其二，“新国”首先要“新民”，而“新民”的核心就是以近代自由观念为基础，建立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在此精神中，最重要的是每个社会公民要有公德意识、权利观念和为祖国而献身的民族精神。其三，“新民”的途径是通过“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方式，造就新的中华学术（注：以上见蒋广学著《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正是这些观点，培养了一代中国青年。 梁启超的思想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胜利而停顿，相反，由于这两次胜利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所以，他仍然在苦闷中进行探索。他在1918年底开始的欧游过程中，写下了不朽的名篇《欧游心影录》，其中说道：以前有两派爱国者，各走了一条错路，他们都没有发动国民，都没有提高国民的觉悟，使运动与国民无干，其成果被旧军阀、旧官僚利用了。而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而我国的民主主义，在历史上根柢本就薄弱，在地理上更很少有养成的机会（注：《饮冰室专集》之23，第24—25页。）。那么，前途何在？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他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说，近代中国在思想观念上有三个进化期：器物更新上感到不足，政治上感到不足，最后“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注：《饮冰室文集》之39，第43—45页。）显然，梁启超仍然把民主政治的最终命运同国民素质的提高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研究梁启超关于国家与国民关系的认识时就可以发现，他一方面认为国家的面貌最终是由国民素质决定的，在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历史并不是所有的人创造的，而只是那些有自由自觉意识的人创造的。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理论矛盾：决定国家面貌的国民并不一定是历史的创造者，而这一思想在实际上却包含着极为深刻的哲理。如果这个问题不说清楚，就等于不了解梁氏新民说的实质。在《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正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在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问题”上，对此进行了理论阐发。 他认为：其一，与自然界不同，“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的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其二，人类如何来创造历史呢？“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既然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而创造历史的自由意志是什么呢？此段话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梁氏之人类自由意志不是指那些荒诞不经之怪念，也不是那些天马行空之玄想，它是指那些能够理解一时代的要求、能将一集团的意志集中起来的独特思想、胆识和意志，换言之，哪个人哪个人群的思想、胆识和意志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要求、一个集团的意志，那个个人那个人群就创造着历史。其三，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在人类的初始阶段，具有这种创造品格的只有、也只能是少数人，他们是“首出的人格者”；而随着社会的进化，这种人越来越多，当到了人人均能认识时代的要求，成为政治舞台的“历史角色”（即“群众的人格者”）的时候，人人就变成了历史的主人（注：以上见《饮冰室专集》之73，第111—116页。）。人们可以说梁的这番思想是典型的历史唯心论，但我们在剥掉其唯心论的外壳之后就可发现，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恩格斯明确说过：在奴隶社会，奴隶们并不能创造历史；马克思说过：小农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只是希望有个好皇帝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列宁说过，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只能从外边来灌输。如此等等，均同梁启超的认识相一致。也正因为处在社会底层的奴隶、小农和其他阶层，不能自觉地创造历史，所以才会有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才有管仲、韩非“视民为婴儿”的思想，才有两千余年专制社会。进一步说：正因为在古代，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具备创造历史的资格，才决定了古代社会是一个专制社会；正因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有了参政的自觉要求，才打破了专制制度而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正因为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带进了历史舞台，使他们有了现代民主意识，所以才兴起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国民最终决定国家面貌和具有自由自觉意识的人创造历史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