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怎样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

作 者:

作者简介:
耿云志(1938— ),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东岳论丛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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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8353(1999)02—0024—02

      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已八十年了,人们至今还在热烈讨论这场运动在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与意义,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影响和意义之深远。十年前,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名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比较系统地谈了我的看法(见《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从那时以来, 海内外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仍时有发表。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内颂扬传统文化的呼声有日益高涨之势,因而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似乎颇有市场。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进行之时,就有人从保守主义立场上激烈反对过。几十年来,也未尝中断过。一场群众性的运动,在其进行过程中总难免发生某些流弊。运动过后加以检讨和批评是需要的,是很自然的。但对一场重大的运动,究竟应当肯定它,还是否定它,这是不能含糊的。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这是因为纵观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可以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是积极的,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

      一、五四前,中国的先进分子都痛感到“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他们渴望“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欲达此目的,“非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是当时进步知识界的共识,这是提到中国人面前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所以,一场解放人、解放人的思想的运动,是不可避免的。

      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推翻清朝统治之后,没能实现建立共和政治的目标,袁世凯篡权复辟,张勋复辟,军阀纷争,人民之苦未尝稍减。面对这种形势,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也在苦苦探索,渴望得到新理论,开创新局面。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孙中山以新的活力。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俄国革命的影响,终于推动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提出新三民主义,重新开始其革命事业。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乘着俄国革命胜利之风,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部分经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进步青年,接受了它,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诚然,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很肤浅的。但没有这个开端,就没有以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推动国民党改组的决定性力量,新文化运动为国民党改组提供了大批的新生力量,这是后来的国民革命运动不可少的条件。国民革命结束了军阀纷争的局面。

      四、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者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说它“全盘性反传统”、“全盘西化”,造成传统文化断裂,破坏了中国文化绵延不衰的命脉。我一直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中,部分青年或知识界中个别分子,有过过当的言论或过当的行为,应当加以批评和纠正,那完全可以理解。但把整个运动归结为“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那是没有根据的。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开辟了道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找到了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途径,并在许多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的白话新国语的形成,为社会进步、文化创造开出无数法门;新教育的诞生,为国育才有了可靠的基础;新文学的诞生,为广大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新学术范式的建立,为活跃中国文化的生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大力提倡,为扫除愚昧与迷信,发展科学与技术,创造了思想前提;整理国故、翻译西书更是融汇中西文化的基础工作,其它如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生育制裁、家庭教育、慈幼事业等等的提倡,则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提高人民素质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诸多方面的进步,皆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之赐。

      五、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两面大旗,一是科学,一是民主。近年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提出一种指责,说新文化运动领袖分子们主张“惟科学主义”。这又是一项“莫须有”的罪名。要知道,当时的那些领袖分子都不是科学家,他们提倡的科学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提倡一种普遍性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即实事求是地对待任何事物、任何问题的态度,反对愚昧,反对盲从,反对迷信。(二)提倡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工作方法,主张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第二点显然无可厚非,但主要是第一点,当时的领袖分子所着重者亦正是第一点。试问,难道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体现吗?难道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具有普遍性吗?不值得提倡吗?难道我们应该相反地去提倡人们面对问题时,只是坐在那里冥想、玄想、胡思乱想吗?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或是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科学家们,没有人提出科学已获得的手段可以解决人类面对的一切问题,没有谁比他们更懂得一门具体科学的相对性。只有少数科学家妄涉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时,竟敢把相对的科学律例绝对化,从而走向谬误,像列宁所批评过的迷醉于所谓“经验批判主义”的那些科学家们那样。而这些科学家们之所以走向迷误,恰恰是违反了科学所要求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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