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物转星移，当我们迎来“五四”80周年的时候，世纪老人的脚步已经走近一个新的世纪——21世纪的门口。 20世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世纪。本世纪的三次历史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都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起着划时期的作用。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注：《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第149页。）。的确如此，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在20 世纪经受了多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但伴随其后，总是产生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当人们兴高采烈地讨论着20世纪的三次历史巨变并展望21世纪的光辉前景时，人们不由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处于前两次巨变之间的“五四”占有着怎样的地位和起着怎样的作用？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纪念“五四”，又是它的80周年的时候，确实引人深思。毫无疑问，“五四”也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 一、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 近代与现代，在西方是一个词：modern。 前苏联史学界曾采用“新”与“最新”两个词来区别历史的社会性，即近代史指资本主义社会史，称为“新”历史；现代史指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史，被称为“最新”的历史。 中国没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一个相应的变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在这个社会中产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又有新、旧之分。因此，我国史学界曾一度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而把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后来感到矛盾很大，因此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称为中国近代史，因为它正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史如何叫法，也还有现代、当代的不同。 不论怎样称谓，现代化大体上指的是：在经济上从封闭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在政治上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在思想、文化上，应该具有与政治、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概括说来，就是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不再混用近代、现代，而统一使用现代化这一史学界大体认同的概念。 中国与外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同。它既没有像英、美那样有一个独立的“产业革命”，也没有像法国那样有一个起着思想解放作用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在上一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发生，而且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有所发展，但它的力量仍然微弱，要依赖帝国主义求生存，又不能和封建势力割断联系。因此，这时中国的走向现代化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式启动，应该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如毛泽东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页。）。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在于废除了两三千年来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归于失败。梁启超于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任凭你象尧舜那么圣贤，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象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注：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9，1922年版。）梁的这一段话，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即使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这种发展仍然没有停止。这当然不能归功于袁，而是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工商业政策作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军事上是失败了的。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使革命党人陷入极大困境。孙中山的一切美好愿望，诸如铁道建设、海港设计、实业计划等等，也只能限于纸上谈兵。历史的教训使一切志士仁人陷于深思：革命失败，中国走向现代化受阻，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5年回上海，同年9 月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为《新青年》），由此在中国发动了一场震古铄今、发聋振聩、声势浩大、意义深远的启蒙运动。在陈独秀看来，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就因为缺少了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启蒙运动这一过程。这一课必须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巩固。因此，陈独秀把他发动的这场运动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的这一思路，他所要求人们达到的目标，从两个杂志的封面就很形象地显示出来了： 1.《青年》杂志的封面上印着“La Jeunesse”， 就是法语“青年”的意思。国内一些著述，对《青年》封面上的这样一个法语标题，往往不大注意，而有的外国学者却对此非常重视。如有一本著作写道：“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唯一的期刊，是文化革命刚开始时由陈独秀主编的著名的《新青年》（开始叫《青年》），人们经常用它的副题‘LaJeunesse’来称呼它。这个副题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它本身是法国文化和法国革命民主思想深远影响的反映，不仅影响了陈独秀本人，而且也影响了许多他的同代人。”（注：W ·若德津斯基：《中国的历史》（1卷），1979年版，第437 页（Wiold Rodzinski ：《A History ofchina》Volume 1,1979,P.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