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思潮的主流，仍旧是民主革命的思潮，这种基本性质，与“五四”以前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先进思潮确实发生了重大进展，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概括说来，这种新的时代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爱国运动蓬勃兴起，反对帝国主义思潮空前高涨。二是革命的目标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推崇资本主义转向了抨击资本主义。 随着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危机的大暴露，中国思想界受到了剧烈冲击，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信念大变，保守者转向东方文化救世论，激进者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论。而且，在这两个方面都引发了颇具规模的论战，其中最突出的，即关于东西文明的论战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开始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所辩论的问题，对于20世纪前50年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于在此期间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的认识，以及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战略和政策的制定，都有非常重要的密切关系。过去有关这次论战的研究，在叙述上有不尽合事实之处，在论断上也有不尽妥当之处，实有重新加以审视的必要。 罗素来华和一场大辩论的引发 1920年11月6日， 张东荪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短短的时评，题目叫做《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这篇小文章的内容，讲的是他陪同罗素在长沙讲学期间，听到罗素的议论而产生的对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文章说，他从这次内地旅行得到的教训，就是认识到，“救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他引用罗素的话作为依据，说罗素讲过“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张东荪就此展开议论道，中国既然这样穷，那就没有资格谈论什么主义，如果说要有一个主义的话，那就只能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社会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注：1920年11月6日《时事新报》。 ）这篇小文章，在中国舆论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触发了五四运动过后政治思想论坛上一场参加人数最多、历时最长的大辩论。直至北伐战争爆发，这场争论的势头才渐渐淡化下去。 罗素受梁启超等的邀请，于1920年10月到达中国。他在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进行了讲学，历时九个月，成为“五四”以后，继杜威而来，并对中国思想界造成颇大影响的一位外国著名学者。罗素当时已是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且以提倡和平主义、社会主义而声望日隆。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资本主义失望，逐步形成了“基尔特（即‘行会’一词的音译）社会主义”的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含义，是主张由同业公会来掌握生产权，而由国家掌握分配权，互相制约，以求公平。罗素同情过十月革命，但1920年间到俄国去了一趟，又对十月革命产生很多不满。他反对暴力革命和革命专政，反对把经济大权全部集中到国家手中。 罗素应邀来华讲学，受到了中国进步舆论界的普遍欢迎。但是，中国舆论界，主要不是把他作为哲学家来欢迎的，因为他的哲学，特别是他的数理逻辑之类，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是陌生的，难觅知音。正在谋求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国进步舆论界，是把罗素作为社会主义者、“世界改造的指导者”（注：张崧年：《罗素》。 《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盼着他到中国来指点迷津的。 罗素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在江苏省教育总会等七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主人的欢迎词就说得分明：“罗素先生主张社会改造与思想，而今日我国所亟需要者，即在于此。是所望于罗素先生在此一年之间，予我国以种种指导， 俾完成我国之改造事业也。 ”（注：《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1920年10月16日《晨报》。） 人们既然把罗素当作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家来欢迎，而对他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又不甚了了，突然看到张东荪介绍说罗素主张中国撇开社会主义，全力开发实业，不能不为之愕然。于是有人便怀疑是张东荪曲解了罗素的原意，陈独秀也写公开信给罗素，问他是不是真说过中国只宜发展实业、办教育，而不必提倡社会主义一类的话。罗素没有及时公开澄清这件事。 从当时报刊上报道的罗素在上海、北京等地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说过一些中国当前应当兴实业、办教育，而缓行社会主义的话，当属事实。但这些大体上只能算是他刚刚到达中国后未经深思熟虑发表的一种初步观感罢了。那么，张东荪就此发表的短文，何以会变成了轰动论坛的新闻呢？一则，就张东荪本人而言，这是他政治言论的一次陡然改变。在这以前，张东荪正在起劲地宣讲社会主义，特别是努力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现今突然在立论上急转弯，不能不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就当时舆论的大气候看，张东荪的言论具有爆炸性。当时中国的进步舆论界，在苦于找不到中国的出路的时候，接受了国际新形势的影响，初步形成了介绍和研讨社会主义的高潮。各报刊竞相评介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形成了任何力量也不敢撄其锋的大声势，连暴虐的北洋政府也莫可奈之何。于是一个奇特的舆论氛围出现了：大家都来争相说社会主义的好话，谁也不敢说社会主义的坏话；大家都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罪孽，谁也不敢说资本主义的好话。正当先进舆论界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改造中国、拯救中国的良药与福音，而寄予无限希望之际，尤其是当着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已在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准备引导中国走上新的民主革命道路的时候，张东荪公开站出来主张搁置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去发展实业以求富，这当然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