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化论与作为五四基本理念的“科学” 过去对新文化运动或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研究都倾向于使用“科学主义”的概念来诠释五四新文化人心目中的“科学”。“科学主义”在西方是个含义不甚确定的术语，较早将其用于中国研究的郭颖颐对其定义是“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注：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这里“唯科学主义”即Scientism的中译）。）。这一定义如果较宽泛地使用，应有助于认识和解释许多新文化人的科学观，因为许多人或多或少都有相近的倾向。但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很可能对具体的每一个人都未必合适。特别是时人对于“科学”以及作为这一主义最基础的“科学方法”本身，其实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带本质区别的理解；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带高度概括性的西方抽象术语对发生在中国的一次具体争论有多大的史学诠释能力，恐怕是要存疑的（注：当时尚在美国读书并自称为此而参阅了四百多种书籍的罗家伦便发现，辩论双方对科学与玄学的理解都与当时的西方颇不相同。参罗家伦《科学与玄学》，第215—220、381—384页。）。 且后之使用科学主义者常有进一步的发挥，如严搏非便认为，科学是带着伦理色彩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进入中国，到五四时代成为具有“新权威”性质的价值信仰，与其在近代西方反权威的本质恰好相反（注：严搏非：《论“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收林毓生等编《五四：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8—214页。）。这样的观念，至少在这次论战之中“科学派”一边得不到充分反映。丁文江曾面告张君劢，“科学的通例是一种事实因果关系的缩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了新事实，就可以推翻”。张的反应是“真正出乎意料之外”！他原“不知道科学是如此一文不值”，因此还增强了反对科学的信心（注：丁文江致胡适，1923年3月26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90页。）。 胡适晚年回忆说：丁文江这一观念实在“太谦虚了、太不武断了，所以许多人感觉失望，许多人不认得在君说的是‘科学’！”（注：胡适：《丁文江传》，第75页。）“科学”在丁氏那里“谦虚”到使“许多人不认得”，则不仅其“权威”性有限，更颇说明时人观念的不一致。 如前所述，科学概念本身未必是当时论战诸人关注的重心。胡适所说的“懂与不懂的人”均推崇科学一语很值得注意，在论战之中已有许多人指出许多参战者其实不怎么“懂”一般或具体某一科的“科学”，后之研究者也每每提到这一点。“不懂”者也要表示尊敬，非常能体现科学在那时的“话语权势”；而许多“不懂”者又都敢于在此方面立言而不觉有自我检束的必要，复体现出这一“权势”那虚悬的象征性，即其威权或无形的“控制”更多表现为一个大家必须尊重的社会象征，在具体的“话语”层面反而“懂与不懂的”各种人都可振振有词（实际历史画面呈现出的正是“言人人殊”的现象）（注：若对参战者做一社会史分析，便会发现以科学为专业者实不甚多；且不仅他们的言说常常未能体现其专业训练，他们在论战中的影响通常也不及那些非专业而谈“科学”者，详另文。）。 “科学”的概念本身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我们今日提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一类学科；但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而且这些“精神”和“方法”其实多来自生物进化论（对多数人来说恐怕意味着严复版的“天演论”而已（注：丁文江即说：“要知道达尔文的学说，最好是看他自己的书。我不知道在中国批评他学说的人，有几个从头至尾看过[《物种起源》]这部名著的”。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科学与人生观》，第259页。 ），又渐成为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特别与理化等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有距离。这大概即是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时许多人下意识中那不言的“科学”，其与“格致”一线之科学发展的关联反而是相对松散的。 五四人多认为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两大分支，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前后曾主张这两种方法应该合作成一条联合战线。胡适后来反驳说：“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6页。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用以判断或区分是否“科学”的标准正是进化论，他眼中的“科学”也是他爱说的“历史主义的”（注：至少在左派看来，胡适在这一点上确有“历史”方面的失误，伍启元即说他是半对半错：“辩证法的唯心论没有错是玄学方法，但唯物辩证法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后的科学方法，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参见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72页。）。 进化论在当时及此后的西方已引起较大的争议，但今日意义的“科学”在19世纪确立威望时，生物学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像胡适等在中国受过严复版的“天演论”熏陶而在20世纪初受学于西方者，有这样的科学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知五四时人意识中的“科学”与我们今日所说的“科学”（其确立或晚到二战前后，近年又在转变）恐怕有相当距离。如果“科学”不同，所谓“科学主义”也就需要界定其在特定时空语境中的含义了。 正因为科学在中国与天演论的关联，欧战的残酷及战后西人的反思才对中国人触动极大，因为严复版的进化论（相对更轻视后天伦理的作用）本身受到了挑战。引进天演论的始作俑者严复本人在欧战后的观感很值得注意，他晚年在何遂的《观欧战纪念册》上题绝句五首（今录其前三首）：“一、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二、汰弱存强亦不能，可怜黄草尽飞腾。十年生聚谈何易，遍选丁男作射弸。三、洄漩螺艇指潜渊，突兀奇肱上九天。长炮扶摇三百里，更看绿气坠飞鸢。”（注：本段与下段均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97—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