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口号科学与民主在五四运动之后各曾有过一场较大的争论，即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玄学）之争和北伐成功之后关于“人权”的论争以及九一八之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两次争论可以说是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而且这一反思基本是在尊西趋新派阵营中进行（较少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真正“保守”派或正脱除西方影响的章太炎等人便几乎不曾关注这些争论），其中包括不少新文化运动领衔人物，较能反映同一批人在时代转变后对原有基本理念的重新检讨（注：可以说，除“科学”外的大部分五四基本理念在后五四时期似乎都有从量到质较大的转化甚至基本转到对立面，参见罗厚立《历史记忆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读书》1999年第5期。）。 科学与人生观之争过去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海峡两岸的少壮学人对此相当重视，新论不少（注：较早的研究大约当属两位左派学者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版）和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人文书店1936年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横排新版）两书中关于此次论战的专章；美国汉学著作中将此事列为专门章节讨论的有：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译本）；D.W.Y.Kwok,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译本）；Charlotte Furth,Ting Wen-chiang: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译本）；此外，林毓生于80年代写有两篇专文《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涵义——对民国十二年“科学与玄学”论争的省察》和《近代中西文化接触之史的涵义——以“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为例》，均收入其《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 近年较详细的研究包括汪晖《从文化论战到科玄论战——科学谱系的现代分化与东西文化问题》、《科学世界观的分化与现代性的纲领——张君劢与“人生观之论战”的再研究》，分别载《学人》第9、11辑；叶其忠《从张君劢和丁文江两人和〈人生观〉一文看1923年“科玄论战”的爆发与扩展》、《1923年“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分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26期。）。但除30年代的著述外，从思想界自身反省的角度进行观察的似不多见（注：这些研究也包括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6年版，有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影印本），该书有专章讨论德、赛二先生的发展和演化，不过其论证从材料到叙述基本都取自伍启元书。）。同时，近几十年为多数人常规使用的“科学主义”概念是否准确表述了五四新文化人心目中“科学”的真义，即其是否是一个有效的诠释工具，也还有讨论的余地。 尽管有众多研究在前，论战本身的史实重建似仍不够充分，有时一些看似细微的具体过程其实提示着这一论战非常重要的特征和意义。就目前我已接触到的材料看，稍全面的史实重建决非常规篇幅所能涵盖，故对有些既存研究论述较少的面相，如从清季起中国士人已在关注的科学与“文学”（其义略近于今日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大家都认为如此严肃重要的论战为何以相当轻率随意的方式表述（此最足揭示五四人心态中一些隐伏但相当关键的因素）、五四后“赛先生”实际落实到整理国故和史学（而非数理化和工业技术）之上、以及这次论战是在怎样的语境中进行和这一语境在多大程度上及怎样影响了论战本身等，均只能另文探讨。 我特别希望了解的是：张君劢一次带偶然性的讲话究竟在何处以及怎样挑战了五四人的基本观念（从而引起后者不得不拔剑而起）？同时，本文也拟从考察“科学”观念在后五四时期的演变这一视角来反观五四人心目中的“赛先生”究竟何义，希望能使我们对这次论战的理解和认识略有寸进，并进而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科学”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基本观念。 一、论战双方的动机 从论战的当时起，思想界和学术界对这次论战意义的评价都相当高。但这次被时人和后之学者赋予相当历史意义的思想论战有一个特点，即表述方式超乎寻常的不严肃，许多文字均以恢谐甚至攻击的口吻出之。最典型的概括即胡适所说“文虽近于游戏，而意则甚庄”。梁启超对此甚为不满，他认为“这回这论战题目太重大了，行文更要格外勤恳郑重。否则令人看做游戏文章，便会把原来精神失掉大半。”（注：胡适致张君劢，附在其《孙行者与张君劢》；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均收《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横排新版（用亚东图书馆本），第125、122页。）为什么许多当事人认为如此重要的思想问题却以“游戏”文字表述之？深入分析这一诡论现象只能俟诸另文，但有一点可以考虑，即这次论战虽触及时人关注的重大问题，但其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的，故许多人的表述呈现出相当的随意性。 正如梁启超所说，张君劢最初“不过在学校里随便讲演，未曾把‘人生观’和‘科学’给他一个定义。在君也不过拈起来就驳”（注：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138页。）。 双方的思虑或者都较深远，但一开始并未特别注重其所讨论的具体概念。由于是针对特定对象的即席演说，而不是对全国学界发宣言，张君劢的演讲内容并非精雕细刻，自相抵牾之处确不少见。他后来回忆时却强调他其实有很高远的大目标，即“一个人对于社会提出一种思想，是对于青年、对于学术有重大影响；换句话说，提出一种思想方向是有重大的责任”。他当初即希望这“可以使我们的思想界有一种大目标，大家可以向前进行；或者我们的思想史上，可以开一个新局面”（注：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东方杂志》第31卷第13期（1934年7月1日），第7、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