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为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加强了对中国的全面封锁。1940年6月，日本以武力为要挟， 向英国提出了封闭由英方控制而对中国抗战极为重要的滇缅公路的要求，为此，在英、日、中之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个多月的军事和外交危机。本文将通过对滇缅公路危机中英国所扮演的角色的论述，从一个侧面揭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 一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从海上、陆上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和军事封锁。1939年二战爆发后，日本妄图尽早结束对华战争，迅速实行南进的愿望增强，对中国的封锁也日益加剧。此时，除了极其有限的空运补给外，外国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渠道有三条：一是从苏联进入新疆的西北公路，二是从法属越南通往云南的滇越铁路，三是由英属缅甸进入云南的滇缅公路。 后两条通道承担着外国物资输入中国的主要任务。 1940年6月下旬，在德国闪电战的攻击下，法国迅速败降， 日本则趁火打劫，对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进行军事威胁。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投降派贝当政府与日本签署协定，封闭了滇越铁路。这使得滇缅公路在运送外来物资支援中国抗战方面的重要性更加显现出来。 滇缅公路从云南昆明延伸至缅甸的畹町，全长959公里，1938 年11月全线修通，此后每月由此输入中国的物资多达4000吨。（注：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第2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滇越铁路关闭后，滇缅公路的作用“不仅在于为中国抗战提供实际援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1941》（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39页。） 滇越铁路封闭后，英国控制的滇缅公路能否继续通畅，备受各方关注。实际上，滇缅公路的通畅，既对中国的抗战有利，也符合英国传统的对华政策。从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国的对华政策来看，尽管英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也不多，但英国是西方列强中在华利益最多的国家，而且作为华盛顿会议上《九国公约》的缔结国之一，英国在法律和道义上理应对中国的抗战表示支持。早在1938年5月，政治家丘吉尔在一次名为《武装、 立场和契约》的演讲中说：“在远东，人数众多还没有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受到残酷的蹂躏。但是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尽管没有武器，但仍聚集起来抵抗残酷的日本侵略者。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绝不会被征服。”（注：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1940年5月，针对英国将在远东与日本妥协的传言， 英国外长艾登向中国政府发表如下声明：“盛传敝政府有意与日本成立一种对于贵国不利之交易，此种谣传，完全无稽。英国对华政策固未有任何变更，敝政府亦未曾与日本成立对于贵国不利之协定，将来亦不致有此种协定。贵国为自由独立而战，敝国完全同情。”（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战时外交——中英关系》，第76～77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5月17日， 国民政府特使宋子文在华盛顿会晤英国驻美大使时也被告知：“英政府决不致再封滇缅公路，……日政府明了英国立场，亦不致有此项请求。”（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战时外交——中英关系》，第78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可见，在多种场合，英国都明确了同情与支持中国抗战、不与日本妥协的立场。 不料，到了6月20日， 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却向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正式提出了封闭滇缅公路的要求。陆军部官员还威胁说：“英国行将灭亡，已不在日本心目之中。日本外务省软弱无能，不能代表日本的实力，只有日本陆军才真正代表日本的实际力量，英国必须尊重日本的要求。”（注：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176页， 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日本的无理要求提出后，英国开始面临着两难抉择：要么恪守在对华政策方面支持中国抗战的诺言，拒绝日本要求，而在远东冒着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危险；要么背弃传统的对华政策，置法律与道义上的责任于不顾，屈从日本压力，封闭滇缅公路，而以恶化中英关系为代价。英国将做出何种抉择，这成为日本、中国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此时，英国正处于极为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中。在欧洲，法国败降后，战火迅速蔓延到英国本土，在西北欧大多数国家已沦陷的情况下，英国正独自承担起与法西斯德国作战的任务，绝大部分兵力都投入了欧洲战场；而在远东，英国还要承担保卫新加坡、马来亚、香港、印度、缅甸等殖民地的义务，军事防御力量明显不足。日本在远东的攻势使英国极为不安，陷入欧洲战场的英国又没有充足的军事实力与日本对抗，更何况这样做会使英国面临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 克莱琪充分认识到了英国的这种困难处境，因而在6月25 日致本国外交部的电报中极力主张对日妥协。他认为，英国在远东冒不必要的风险是不合时宜的，尽管英国的妥协会冒犯中国并可能遭致美国的批评，但对于避免与日本冲突这个主要目标来说，毕竟是次要的。“因此，我毫不怀疑自己的看法，即在某个更难接受的事实发生之前，我们必须同意日本的要求并且迅速照办。”（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1941》（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41页。） 外交部认为克莱琪的想法过于简单，因为他低估了英国的妥协对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在做出决断之前，外交部决定首先寻求美国的支持。而中国政府在了解到英国处境困难、试图向美国求援后，立即训令驻美大使胡适全力争取美国政府对英国的声援。训令说：“我方切盼美方迅即有所表示，藉壮英国声势。美方似可坚持其物资有自由输运缅甸及中国之权，……美苟于此时作此表示，故敌不无忌惮，英方亦不致对敌屈服。”（注：吴训义：《丘吉尔与战时英国1939 —1945》，第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然而，从美国的态度来看，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确实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给中国政府以大力支持。比如1940年3月，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 同时发表不承认汪伪政权的声明，致使日美关系日益紧张。但美国在远东没有多少实际利益，国内反对参战的孤立主义盛行，再加上罗斯福总统正处于大选前夕，他试图以美国的和平与中立来赢得选民支持。尽管美国对日本的举动也深为不满，但上述因素促使美国决定在滇缅公路危机中采取一种静观其变的中间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