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是中国文化的价值重建的时代。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发动者，陈独秀在宗教观上经历了一个由力主废弃宗教到倡导基督教的嬗变，这主要由于陈独秀文化观中“科学”与“信仰”的紧张冲突所致，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冲突，为后来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 五四前期，陈独秀力主废弃宗教，“以科学代宗教”。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首先是袁世凯称帝，提倡尊孔读经，而后又出现张勋复辟的丑剧，旧思想、旧礼教死灰复燃。鉴于“尊孔复辟”逆流，陈独秀等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力主废弃宗教，“以科学代宗教”，反对“尊孔复古”。 陈独秀首先抨击了康有为等“尊孔保教”的思想。1912年康有为任孔教会会长，一再上书最高当局，请求定孔教为国教。指出：“凡国必有所谓国教也”。当今之中国，“欲救人心，美风俗，惟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他认为，中国的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弃孔教，则一切文明随之而灭；至四万万之同胞将沦为“天教之禽兽”（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1913年袁世凯两度发布《尊孔祀孔令》宣称：“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孔子之道，亘故常新，与天无极。”（注：《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 ）针对康有为的“尊孔”论调和袁世凯的“复辟”活动，陈独秀严肃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陈独秀还通过例举封建士大夫的“愤世自杀”、“厌世逃禅”、“嫉俗隐遁”、“酒博自沉”的消极秉性，以及封建礼教所铸成的普通民众的奴隶根性，指出：“吾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夫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耻廉道丧，正义消亡，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国民性的弱败）矣！”（注：《独秀文存》第24页。）陈独秀进而指出，这种消极的国民性是由文化传统造成的，儒家的“礼让”，道家的“雌退”、佛家的“空无”，窒息了强梁敢进之思，使国民的抵抗力从根断绝。接着，陈独秀以孔德的“宗教时代”、“玄学时代”、“科学时代”的人类社会进化图式为立论根据，认为自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已开始进入科学主导的时代。（注：《近代西洋教育》，《独秀文存》第108页。）故此，他指出， 在当今科学勃兴、宗教衰微的时代，康有为等欲在中国这一古来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新立宗教，无疑是不识时务之举。 对于宗教，陈独秀总体上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仍存在宗教，宗教的最大弊端是阻塞人们的思想，阻碍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宗教之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于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其所短也。”（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进而，陈独秀对宗教分两个方面进行批判。 一方面，对有神论的批判，他说：“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与破坏。”（注：《偶像破坏论》。）陈独秀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宗教的偶像，当然他不是简单的喊口号，而是运用自然科学发展的结论来批判有神论。“宇宙间物质的生存与活动以外，世人多信有神灵为之主宰，此宗教之所以成立至今而不坏也。然据天文学家之研究，诸星之相毁、相成、相维、相拒，皆有一定之因果法则。据地质学家之研究，地球之成立，发达，其次第井然，恶可以科学法则说明之。据生物学者、人类学者、解剖学者之研究，一切动物，其间进化之迹，历历可考各级身体组织繁简不同，势力便因之而异。此森罗万象中，果有神灵为之主宰，则成毁任意，何故迟之日久，一无逃于科学的法则耶？（注：《科学与神圣》。）陈独秀运用近代科学结论说明，在现存世界之外根本不存在造物主，地球的存在和发展不是由某种神的力量在起作用，而是与科学学说相符合。同时，他还批判了与有神论观点相对应的迷信中的有鬼论。他认为，在中国，鬼神之说，支配了全国民众的思想，定要以科学才能击破有鬼论。他在《有鬼论质疑》中，指出，鬼的存在“非物质所包，非感觉所及，非科学所解释，又是不占空间的无质者，只能是幻象或影象，幻象时隐时现，因为本无是物不过吾人主观幻觉；不若那有对境的实象，人人可见，不随吾人主观改变的。”在这里，陈独秀运用了朴素唯物反映论的观点来说明，鬼相的形成只能是幻觉而已。 另一方面，对虚幻论进行了批判。宗教大多宣扬现世和人生无意义的。佛教一贯认为“世界本是幻象”，“印度诸师，悉以现世界为妄觉，以梵天真如为本体。”（注：《人生真义》。）基督教把一切的最终原因归结于上帝，“人类本是上帝用土造成的，死后仍旧变为泥土”。（注：《人生真义》。）陈独秀认为，这些讲法都否定了物质世界的自身存在。物质世界是“真常之存在”，“原子种性相继不灭”，是“官能妄觉”，或“现实无常”的理性难以否定的。他在《人生真义》中提出与宗教虚幻论相对立的积极的人生观。人生虽然短暂，但一个人存在与世界存在是一样的，都是现实的存在。 接着，陈独秀高举“科学”的旗帜，力主废弃宗教。陈独秀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敬告青年》，《独秀文存》第9页。）在其看来， 科学首先是对迷信的否定，科学法则具有支配一切事物之功能，遵循科学理性，人类即可祛除迷信的羁束，解放锢蔽的智灵，获得真理的力量。同时，科学还具有征服自然和厚生利用的功效，现代社会工业、商业、农业的经济功用，都离不开科学。进而认为，科学不仅具有工艺和经济的效用，而且具有伦理的价值。人类若无科学，只能永远固守愚味劣等的生活。陈独秀还对科学与宗教进行了比较，认为，科学属普遍、永恒，必然的“自然法”，宗教则属部分、暂时、当然的“人为法”，进而指出，“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开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此非吾人最大最终之目的乎？”（注：《独秀文存》第91页。）“余辈对于科学之信仰，以为将来人类达于觉悟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无为吾国日前所急需。”（注：《独秀文存》第93页。）最后，陈独秀总结认为：“人类将来真正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显然，陈独秀的主张代表了一种科学主义观点，这里的科学是指一般的自然科学，他试图以自然统人文，以知识代信仰，以科学理性来整合宇宙和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