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风雷激荡的世纪，是飞速变化的世纪。历史走进本世纪时，中国还是封建王朝的统治。如果从秦汉算起，这种封建王朝的统治形式已经延伸了2000多年，任凭陈胜、吴广，任凭李自成、洪秀全们怎样冲击，封建王朝的统治仍旧牢固地存在着。但是，反封建的旗帜既然为维新人士举起，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也必然会有继起的后来人。当历史进入本世纪的第11个年头，辛亥革命的炮声就把清封建王朝轰垮了。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成败，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毕竟结束了。在这之后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张勋，谁想恢复封建王朝的统治，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辛亥革命毕竟使新的社会形态替代了旧的社会形态。历史仅又过了6年，1917 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而“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把中国进一步推上了多极政治争斗的局势，历史在斗争中激变，历史在斗争中前进。不到30年的时间，激变中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战胜了国民党政府。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又替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特别是本世纪的70年代末，当人们从“文革”的惨痛教训中猛醒过来时，几乎没有作过多的思索和选择，便纷纷站在由邓小平举起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中国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年的时间所创造的财富，是过去任何辉煌的时代也无法比拟的。本世纪值得欣慰值得回顾的事很多，然而在本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也很多。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封建主义的影响。虽经仁人志士不遗余力地反对过一个多世纪，封建主义却仍然像一个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时刻在阻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中国的封建主义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因而它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显得更为牢固。封建主义受到冲击，始于上个世纪中叶的西学东渐。尽管当时改革派不过是提出“师夷长技”，学点船坚炮利；提出开办同文馆，学点外国语和天文历算；提倡富国强兵，学办近代工业；后来也有胆子大点的，提出君主立宪，提出改变祖宗之法。但是，封建顽固派，几乎在历史每前进一步的时候，都要激烈地反对，其武器要么是祖宗之法不能变，要么是西学的传播“有伤王化”，要么是抬出封建纲纪，或者提倡复兴国学、发扬国粹。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孙中山、章太炎，从陈独秀、胡适到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邓小平、胡耀邦等等，都身体力行，极力主张批判封建主义。而封建卫道者，几乎是以不变应万变，用来反击或批判的武器，仍然是上个世纪抵制西学东渐的那些祖宗之法、封建纲纪或提倡“国粹”，这些武器不用更新，原封不动就能调动起浩浩荡荡的大军起来反对批判封建主义，或者重新宣扬封建主义。他们步步为营，阻止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向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发展。 正因为封建主义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也只有借助孔子之亡灵，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尚孔孟，以端其基，以致其用”，提倡尊孔读经，继续用孔孟之道来荼毒生民。“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喊出了震撼国民心灵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矛头都是对着封建主义思想、封建迷信和封建道德，是对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意识形态的讨伐。严格说来，也就是自“五·四”运动起，中国广大下层社会的思想才受到一次触动，才意识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以仁义道德为表，以“吃人”社会为里的，那些麻木不仁的吃人血馒头的人才有可能醒悟起来，而阿Q 也才会有小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的思想，尽管迂腐，但毕竟和过去有点不同了。 对“五·四”运动产生的两种极端的思想倾向，几十年来，人们却似乎很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其一叫做“全盘西化”，这在“五·四”运动中明确主张的并不多，公开鼓吹“全盘西化”的胡适和陈序经，是在1926年之后，到30年代初，持这种主张的仍然以他们两人为代表。因为所谓“全盘西化”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生活习俗，传统的风气，这些东西怎么能都西化？这个概念就连胡适自己也说不清楚。事实上，不论胡适还是陈序经，他们研究的仍然是传统文化，“全盘西化”论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推开。它之所以遭到反复批判，是因为他们以一个极端来反对另一个极端。由于这个论调有明显的错误，伤及正统的中国人的自尊心，谁都可以不太费力气地批它几句。至于“全盘西化”究竟有多少影响和危害却很少有人去认真地研究过。其二是国粹思潮，即封建的卫道思潮。他们视“五·四”新文化思潮如洪水猛兽，声嘶力竭地反对科学和民主，而对刺痛其筋骨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更是恨之入骨。他们创办《国故月刊》，组织“亚洲古学会”，攻击新思潮是“人间之怪物”，是“背天反常禽兽”，叫嚷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但是，“五·四”运动的新思潮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社会舆论，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新闻界都纷纷抨击封建卫道者，认为这场争论的“最后之胜利，必属于革新诸君”。鲁迅在《随感录》中也辛辣地指出，所谓保护“国粹”，是保护生在中国人肢体上的“无名肿毒”，而这种“肿毒”实际上是“祖宗老病”，是封建糟粕，并不吃香。他们只是凭着旧文化的深厚土壤拼命阻止新思潮的发展，希望中国能如他们所愿退回到封建专制的时代去。但是，“国粹”派的卫道者们，尽管是“拼了老命”了，还是遏制不住新思想的发展，反而把自己弄得声名狼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失败了。“五·四”过后不久，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历史进程遭到暂时挫折之机，辜鸿铭等便又重新举起国粹的旗号，叫嚷要“复兴东方文明”，即复兴孔孟之道。其时，人们对“五·四”的科学、民主赞誉之声犹在，这个反“五·四”精神的复古逆流，自然受到社会广泛的冷淡和抵制。但是，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又深又厚，有着相当大的历史承袭性，只要稍微有点土壤和气候，便可以变换面孔，重新复活。继辜鸿铭等的吵嚷之后，一些国民党的政要，如戴季陶辈就认为中国能立国于世界，“焕然文明者，厥为礼教”，“礼乐之制，为建国要务。”在“五·四”运动之后，戴季陶一类的国民党右翼，包括军阀势力，以及蒋介石等等，他们的政治、思想、文化主张，大多借用传统文化中的精辟词句，如忠、孝、仁、义、信、礼等等。这些熟悉的词句，隐含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历史堕性，可以起到遮住人们的视线，混淆是非界限，从而也起到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国粹派或者叫做尊孔读经派，在近代中国反复出现，这绝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