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其反帝的直接对象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而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包括此前业已归国的中国留日学生）乃是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因，而且其爱国活动贯穿于整个五四运动的始终。留日学生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应追溯到1918年5 月爆发的留日学生归国反日运动。史学界一般认为，1918年5 月爆发的中国留日学生归国反日爱国运动（即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成为次年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前奏，从而构成五四运动爆发的“远因”。而在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至6月五四运动结束这一整个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和爱国行动表现得非常突出，其作用十分重大。对此，以前学界却鲜有系统论及。本文拟就此间留日学生与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关系作一探讨，系统论述于后。 （一）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而自巴黎和会开幕起，中国留日学生就对之密切关注。实际上，五四运动的两个中心口号及其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早在“五四”之前的巴黎和会期间留日学生就率先提出并具体实施了。 第一，留日学生首倡“外争国权”。“外争国权”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中心口号和根本目标。这就是要力图通过正当的外交手段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中国主权。其所争“国权”之基本内容即：“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等。而这些基本主张，留日学生早在“五四”以前就首先明确地提出，并为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19年1月18日，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开幕之时， 当天上海《民国日报》即刊出中国侨日学、商各界全体致北京当局及全国人民的通电，要求于巴黎和会上废除“二十一条”。而当初中国代表向和会所提出的条件中并无此项要求。4月15日，中国代表团才向和会提出废除1915 年中日协定说帖，指出：“二十一条”的签订是日本强加于中国的（注：参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2卷，405页， 中华书局，1987。）。可见，后来成为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的主要内容之一的废除“二十一条”主张，正是中国留日学生及侨日商界首先提出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代表向巴黎和会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 1月28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山东问题提出后， 上海留日学生救国团首先向国内发表《媾和意见书》，2月4日公开提议组织“国民赴欧公诉团”，谴责日本的侵华行径；并就此提出组织国民赴欧公诉团的具体议案，拟出组织办法和包括取消“二十一条”和“归还青岛”等内容的“提议条件”。（注：1919年2月9日、1919年4月21 日《大公报》（长沙）。）由此，留日学生救国团作为民间爱国机构，最先公开系统地提出了与后来五四运动中所极力要求的“外争国权”内容大体一致的基本主张。2月23日，归国留日学生发表宣言， 再次提出了与后来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容基本一致的五项主张。（注：1919年2月23日、1919年2月9日《民国日报》（上海）。） 为了“外争国权”，留日学生还进一步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活动：一方面，上海留日学生救国团多次发表通电，呼吁力争山东权益。 如2月8日、9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先后分别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和北京外交团，呼吁中日问题为存亡所系，要求据理力争。（注：1919年2月23日、1919年2 月9日《民国日报》（上海）。）其对于唤醒国民救国，作用极大。另一方面，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密切关注巴黎和会动向，不断通电呼吁力争中国主权。如3月9日，东三省留日学生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通电，呼吁力争中国主权，并表示愿“赴汤蹈火，在所弗辞”。他们还希望国内速和，以利于在巴黎和会上的斗争，并派代表徐景云回国，向南北和会双方代表陈述速和意见。（注：1919年2月9日、1919年4月21日《大公报》（长沙）。 ）他们还在日本进行了反对亚细亚学生会的斗争，以抵制日本一些人的拉拢诱惑。（注：参见《龚德柏回忆录》，38页，台北龙文出版公司，1989。） 由上可见，留日学生的确首先提出了与后来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大体一致的基本主张和所争国权之主要内容，并付诸行动，他们无疑是五四运动“外争国权”的先导。 第二，留日学生率先提出“内惩国贼”。“内惩（除）国贼”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又一个中心口号和主要目标，其所惩国贼即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爱国群众欲通过“内惩国贼”这一手段来达到其“外争国权”的根本目的，而这种手段，在“五四”之前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就已率先使用了。这就是著名的1919年4月11 日“东京击章（宗祥）”，送卖国贼回国的运动。（注：1919年4月22日《晨报》。 ）他们首先在海外异邦正式公开地喊出了“打倒卖国贼”的响亮口号，并率先施行了“内惩国贼”的直接行动。4 月“东京击章”也为“五四”北京痛打卖国贼（恰恰又是章宗祥）作出了可资仿效的榜样。“东京击章”对北京五四运动发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4 月中国留日学生东京击章事件后，国内人民中很快便产生了仿效此种斗争方式的意识，并准备付诸行动。如有人回忆说：“那时，中国留日学生已率先行动了……我们也酝酿用类似办法，去惩戒号称‘四大金刚’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注：周予同：《火烧赵家楼》，见《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3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东京击章”的亲历者龚德柏回忆说，五四运动的“发动力”，则在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为章宗祥所举行的临别“送行”，他们“送卖国贼回国促成了五四运动”（注：参见《龚德柏回忆录》，39—40页，台北龙文出版公司，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