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运动”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指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界以《新青年》杂志为旗帜，以民主与科学为宗旨的文化革新运动，它发生于1915至1921年。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发生于1919年，它是由北京学生发起的，有全国各地学生、教职员、工人、市民、资产阶级广泛参加的民族民主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大力汲取近代西方文化的养分，改良中国文化，发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新观念、新思想、新伦理、新道德、新文学、新艺术。这是一场划时代的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强大思想因素。 文化是社会的精神的形态。社会的变动，必然导致文化的变动。一般说来，中国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过渡是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而戊戌变法则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始了它的现代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戊戌以来的文化变革，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比如，在引进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方面，以严复翻译并写作《天演论》开其端；在按照西方模式对传统体制进行制度创新方面，以维新运动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开其端；在白话文运动方面，以梁启超的“时务文体”、清末讽刺小说和报章白话文开其端；在对传统的批判方面，以谭嗣同的《仁学》及《清议报》的启蒙工作开其端。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视之为戊戌以来中国文化变革的历史延续。那么，我们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把五四的文化启蒙称作新文化运动呢？笔者认为，与五四以前的文化相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历史内容不同。五四新文化拥有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首先，它具有更高的文化融合性。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一批训练有素的文化精英，他们对西方国家的思想与传统，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因此，他们所引进的外来文化更接近其本来意义。新文化运动高张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号召实行伦理的觉悟，完成充分的精神改造，培养自主自觉的青年一代，实现国家社会与民族的自新，这是西方文艺复兴在中国的重演。其次，它具有更鲜明的文化多元性。五四的文化启蒙，是戊戌变法、清末留学运动、辛亥革命运动在文化方面的历史积累。五四的著名文化分子，有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例如梁启超，他在五四后期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成为五四思潮中的一支；有辛亥革命的积极分子，如陈独秀，他在五四初期对法国大革命的崇拜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讴歌一脉相承；有清末留学运动中漂泊海外的留学生，如鲁迅、胡适、李大钊等，他们分别把文学感化、阶级论、白话文和实验主义哲学作为开展文化拯救的工具。五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元化时代。就对外来思想文化的引进而言，无论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俄国的，也无论古希腊古罗马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当代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所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科学主义、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改良主义，都畅所欲言、生机勃发。五四的繁荣，与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相媲美，又以它的强烈的时代性更加光芒四射。再次，它具有更为阔大的文化本土性。戊戌变法在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不仅数量太少，而且时间太短，而革命派的思想宣传，则主要在海外进行。恰切地说，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以变革社会制度为宗旨的政治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在它的本来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文化运动。它以致力于思想启蒙为宗旨，也是近代以来首次大规模的本土化的文化改造运动。 第二，社会主体不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都是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的或政治的运动。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气质更具现代性。五四文化精英对权威的蔑视、对个性的发扬、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对民族命运的关切，至今堪称典范。而五四以后，由民族危难和革命热情所逐步培育并日益规范起来的集体主义价值，终于不可阻挡地成为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流。一个社会当个性过分萎缩，集体主义过分僭越的时候，常常就是它的文化活力丧失殆尽，伪集体主义、伪英雄主义猖獗万分的时候。“文革”的痛苦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从启蒙对象方面来看，五四启蒙的受众是广大经过清末民初中国教育的转型而纷纷出现的新式学校的学生。这是中国社会经过较长时间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变化才诞生的新型知识阶层。这个阶层刚刚出生，就满腔热情地呼应了新文化运动的召唤，成为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 第三，实践效果不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对中国知识界的实际政治影响，还受到很大的局限。康梁维新派逃亡海外期间的理论宣传，其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但是他们很快便因为反对革命的立场而受到时代的冷落。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找到了社会革命的武器，然而由于来自传统的强大种族革命意识，排挤了少数分子向往的民主自由观念。这是辛亥革命的先天不足之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历时六年，它不仅造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民主科学的文化运动，而且调动了具有各种文化背景、政治背景的革命的进步分子，开辟了1921至1927年时期的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因此，1915至1927年是一个持续的革命高涨期，它谱写了中国革命激动人心的雄伟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它准备了理论和人才，是它不可缺少的历史前提。 以上三点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远历史意义，是上接戊戌以来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又更坚定、更广大、更深入地将其推向更高的阶段，为中国文化注入了强大的内在活力，从而规模空前地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转型。它是中国近代文化革新的丰硕成果，又是当代文化建设与民主运动最接近、最深厚、最有益的思想资源。因此，五四的文化启蒙，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新文化运动。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在民初民主革命受挫，帝制复辟甚嚣尘上的特殊时期喷薄而出的，因此，它的第一个历史功绩就是在思想战线针锋相对地痛击了尊孔复古的政治逆流，坚定了人们对民主共和的信念。它既是对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先天不足的补充，又是当时民主运动低谷时期的一次文化再动员，从而成为与国民党人和其他革命民主派、共和派所发动的护国运动、护国战争相配合的又一条反帝制战线。特别要强调的是，新文化运动对袁世凯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体现了坚强的政治原则性和非凡的革命胆略。在袁世凯一片祭天祀孔的复辟声中，陈独秀毫不含糊地号召：“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注：《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以下简称《陈选》）（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4页。）他尖锐地指出，今日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根源于周汉两代之周礼儒教，有效于周汉两代的周礼儒教断断不能救今日社会之弊。以之指导现代生活，无非虚文诳人而已。“诳人之事，虽祖宗之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注：《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以下简称《陈选》）（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页。）陈独秀不只批评了手握屠刀的袁世凯，而且批评了整个军阀恶势力。陈独秀指出，袁氏大力提倡的“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是制造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的“根本恶因”。（注：《袁世凯复活》，《陈选》（上），第159页。 ）他不仅公开痛斥袁世凯以“特别国情”的谬论对抗文明自由的世界潮流，（注：《袁世凯复活》，《陈选》（上），第159页。 ）而且指名道姓地批评张勋、倪嗣冲、陈宦、汤芗铭、龙济光、张作霖、孙毓筠、王占元等军阀政客反复变诈、虚伪圆滑的无耻人格，（注：《我之爱国主义》，《陈选》（上），第135页。）毫不客气地揭露“政府当局的人”嘴上提倡新学，而脑子里“装满了和新学和西洋文化绝对相反的纲常名教”。沿着他们的方向走下去，只能是“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注：《克林德碑》，《陈选》（上），第301页。）今天， 我们研究这一文化革新运动的时候，切切不可仅仅视之为书斋里文化人的笔墨官司。五四先驱在执行自己的文化使命的时候，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而这也正是他们的人格和气节的最好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