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文蔚与蒋介石的关系，复杂曲折。柏曾亲自拟电要蒋介石下野，又电请蒋复职；一度参加改组派、扩大会议，和蒋介石公开决裂；最后又回到蒋介石的麾下，但与蒋貌合神离。本文拟着重从柏文蔚方面，就柏、蒋关系作简略考察。 一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10月攻克武昌，11 月再克南昌，不到半年时间，革命势力从粤穗—隅推进到半个中国，革命中心从中国的南部转移到内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移武汉。这时，寓居北京东交民巷使馆界六国饭店的柏文蔚，决定乘时局之变化，冲出北洋军阀的封锁，参加北伐。柏文蔚是北京政变时奉孙中山命，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赴北方河南等省，指导党务，组织国民党党部，并秘密策反军队工作，为北伐张本。后因形势变化，被迫寓居六国饭店。柏文蔚决定参加北伐，便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有了直接交往。 12月3日，柏文蔚抵江西九江， 受到蒋介石及先期北迁的国民党要人的热烈欢迎。随后，柏文蔚和国民政府先遣人员离开九江到达武昌。时柏文蔚的旧部淮上军在武汉成立三十三军，欲推柏为军长。柏言之于蒋介石，蒋于1927年1月8日正式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据第三十三军第一师副师长程华亭等人回忆，柏文蔚晤蒋回来对大家说：以前在广东与蒋介石没有共过事，并不很熟悉，蒋的为人如何，本领如何，很不清楚。但蒋介石以后生的姿态对柏这位革命老前辈极表推崇，因而给柏留下的印象是“认为尚可合作”（注：《安徽文史资料》，第20辑，第114页。）。这是柏文蔚、蒋介石初次直接交往。 自从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便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迁到此地，并坚持要广州国民政府迁南昌，反对迁都武汉，反共面目公开暴露。柏文蔚对此是有所察觉的。他在《五十年大事记》中写道：他决定参加北伐，由天津搭轮抵沪，曾就蒋介石旨在打击中共，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进行两次磋商，但陈均表现“束手无策”。抵九江后，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联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柏文蔚又就此问题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进行讨论，不料鲍“不置可否”；加伦则谓“中共毫无问题，责柏多心”，进而斥柏“神经过敏”（注：柏文蔚：《五十年大事记》，影印件。）。这使柏文蔚感到扫兴。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蒋介石、谭延闿、丁惟汾、李烈钧、何香凝、张静江和柏文蔚等人在南昌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赴汉出席全会。蒋介石以孙中山灵柩尚未奉安，廖仲恺“亦未安葬”，企图阻止赴汉出席会议。柏文蔚建议：“出席会议为至要之事，吾人不可不与奋斗，以贯彻总理容共本旨”。并针对每每开会，共产党员往往“垄断”会议，国民党的提案不能顺利通过，提出以驻武汉总司令行营为预备会公所，凡是第二天要提请大会议决的案件，必先一日经总司令行营详细讨论，然后才拿出来在大会发言，“以达通过成立目的”。除蒋介石外，其他委员均表赞同，决定赴汉出席会议。由此可见，在蒋介石反共面目日益暴露，国共分裂暗潮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柏文蔚并不是追随蒋介石，而是主张维护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并尽力设法从中调和。因而在维护国共合作、提高党权、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二届三中全会上，柏文蔚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继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柏文蔚相继被任为国府委员、军事委员、安徽省清党委员会委员和安徽省政府委员。柏文蔚虽然参加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权，但他并不是这个政权的决策人物，在当时反共清党浓厚的氛围下，他不仅没有做过严重损害共产党的事，而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中共党员，继续同共产党合作。例如，在柏文蔚统辖的三十三军中，继续任用中共党员黄铁民、宋伟年等为党代表；在三十三军驻扎的六安地区，共产党成立了六安特别区委员会和六安县临时县党部。又如，当时任职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的柯庆施，在三十三军驻沪办事处，以替该军办报的名义作掩护，进行中共地下活动，并经常直接到柏文蔚的家里（法租界马浪路），向柏领取办报经费（注：柏心瀚：《缅怀先父柏烈武将军》，见《淮南文史资料》第3辑。）。再如， 共产党员王更生（解放后曾任北京农机学院党委书记）、李云鹤（解放初期任皖北行署副主任及安徽省委统战部长），被国民党逮捕而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经柏文蔚营救出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柏文蔚被蒋介石剥夺军权后，为了与蒋抗衡，他和中共合作，创办了寿县学兵团。他把学兵团的筹备工作（注：据胡允恭《忆孙一中同志》，时柏文蔚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坊养病。），完全交由中共党员孙一中和廖运泽（注：孙一中，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南昌起义时任25师75团团长，1930 年任红六军军长， 1931年任红三军参谋长，1932年在湘鄂西肃反中被错误杀害。廖运泽是受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安徽临时省委的派遣，协助柏文蔚创办学兵团。）负责。学兵团成立后，从团长到中队长、区队长，大部分由中共党员担任，学兵团基本上控制在中共手中。这些都足以表明柏文蔚虽然任职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权，但他并不坚决拥蒋反共。 事实上，柏文蔚常常和蒋介石的命令相左。蒋介石南京政府建立后，继续抓住“北伐”这面旗帜，决定先击破津浦路南段的直鲁军及江北的孙传芳残余部队。根据新的作战计划，柏文蔚的第三十三军属第三路军，在总指挥李宗仁、前敌总指挥王天培的指挥下，攻打徐州。柏部与北路军两路夹击，于6月2日攻克徐州，津浦路南段军事告一段落。时武汉政府军进驻郑州、开封，准备东征南京。蒋介石调第七军回师防守南京，命令柏文蔚的第二师配合王天培部，固守徐州。结果徐州失守。第二师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先在韩庄与张宗昌部相持5昼夜， 计阵亡营长两名，旅团营连排长受重伤25人，士兵伤亡300 余名（注：《北伐阵中日记》，1927年7月15日，见《近代稗海》第14辑。）； 继又遭受由兖州南来的孙传芳精锐部队包围，第三团官兵全部牺牲，其余人员突围至蚌埠。柏文蔚对此非常气愤，认为蒋介石这样做，是有意牺牲该部，是分割建制，是拆他的台，并向第二师官兵表示要亲自到南京问蒋介石，“看他怎样表示，再看薪饷怎样解决，如果他再置诸不理，我这个军长无能，真不愿再干下去了。”（注：《安徽文史资料》第20辑，第 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