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距今已80年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的进程，都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今天可以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当时在思想、学术文化领域，也堪称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其中有不少影响巨大的领袖分子，胡适就是其中之一。胡适（1881—1962）早年留学美国，是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夏回国后，立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于次年被选入北大评议会，担任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和英文科教授会主任。同年正式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以首倡文学革命而名声大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胡适在政治思想上属于英美派的自由主义者，但他在建立中国现代学术的事业中却有重大的贡献，我们应予以深入研究，作出恰当的评价。 一、胡适与五四新思潮 五四运动是个大规模的、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梁启超讲，清朝末年，对新世界、新的观念有所了解的中国人，在全国不会超过几百个，因为中国识字的人很有限，而识字的人大多读古书，不读新书，新式学堂很少，留学生也少。即使留过学的、上过新式学堂的，除学习本专业外，他们对于整个国家、人类的新的思考也很少。而五四运动，据统计，至少有几百万人卷入进来。从《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及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来看，涉及到工、农、医、学、商等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的人群，老的如张元济，是满清进士，年轻的只有十几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场运动的影响，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人生、看世界。当时辽宁开源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写信给胡适，问怎么才能成为博士？这说明人们的观念变了，不象过去农村孩子读书仅为了写信、记帐，城市人读书则为了升官发财。而现在人们追求新知识，希望自己成为博学多才的人。 只有具备这种思想基础，加之白话国语的确立，新观念才能得到广泛传播从而发生效应。五四以后，胡适的影响非常大，许多中、小学生都可以读他的书。严复等人对西方的理解虽有一定深度，但他们的思想很难同下层社会发生交流，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很难传播到下层社会，因而影响较小。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促进了学术的解放。五四以前，中国学者在思想、学术领域基本没有从旧的框架中脱离出来。如梁启超，他虽然做了很多尝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但他还没有身体力行地完全用现代方法写成某一领域、某一专题的著作。又如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即《中国古代史》）也没有完全脱离旧的思想框架。而五四时期，胡适用一种全新的、系统的方法来做中国学术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在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胡适是唯一真正从学术文化的意义上为新文化运动提出明确而完整的纲领的人。他在著名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研究问题”是指研究社会人生各个方面的问题；“输入学理”是指引进西方新的学说、理论；“整理国故”是指用新的理论、方法重新整理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即从过去文化遗产中发现有价值的，同时去除僵死的东西，这正是“再造文明”必须有的预备工夫。这里的“国故”，指我们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不同于保守主义者所讲的“国粹”。其实，胡适的整个学术工作都可看作是在“整理国故”这个大题目范围内。胡适的“整理国故”完全用新的眼光、方法整理文化遗产，包括抛弃“国渣”和“推陈出新”两个方面。但当时胡适更多地强调前者。他在1922年8 月22日同一位日本学者讲，他“整理国故”的根本目标是“为中国的学术谋解放”。胡适“整理国故”的另一个主要的意义，是通过这项工作启示做学问的方法。而他的方法确实影响了一大批后起的学者。这个方面后面我再细讲。 总起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思想解放层面，包括政治上的民主要求、个性解放、女子解放以及打破旧的礼教观念，建立新的道德观念；第二，文学革命层面，按道理应指文学创作取得新方向，而这场文学革命的影响主要在于白话国语的普遍确立；第三，学术解放层面，就是用新的理论、方法进行学术研究。 二、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整理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为中国学术树立了新典范，以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受到它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走上比较科学化的轨道。 差不多每个民族，每当重大的历史变革关头，思想家们都感到有必要对思想史做一番认真清理。清代学者已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没有锻造出新的思想利器，只能做些机械的整理，还不能以一种新的方法把过去的东西统贯起来；清末民初，有个别学者如章太炎，已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他的学问功底很好，但新的方法尚不十分自觉与一贯，故未能系统整理中国思想史。胡适兼通中学与西学，如蔡元培所说，治中国哲学史，需兼通“汉学”与西洋哲学；留学生治西洋哲学的多不能兼通“汉学”。胡适恰好兼具两长，所以整理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他的手里，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胡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又作《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增补改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于1919 年2月出版，这是第一部成功地用现代学术眼光撰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其特点，第一，是剔除了神话传说等等非哲学史的材料，使中国哲学史第一次被置于可靠的基础上。对各家哲学亦尤重视其材料真伪的鉴别，全书显示出考证学的功力之深厚（自然，在今天看来，其材料的使用仍有不够精审之处）。从前学者讲哲学史，都是从三皇五帝讲起，没有确切的史料作依据，仅仅是传说。谢无量、陈汉章都没有摆脱这个思想框架。第二，是撇开历来以儒家为正统的偏见，以平等的眼光研究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这一点不自胡适始，章太炎已经有此眼光，但章氏终未做成哲学史的系统）。第三，是全书以哲学方法为中心把各家哲学统贯起来。把哲学方法问题突出起来是近代哲学的显著特点。由此也可看出胡适和他的西方先驱者们一样，力图在哲学思想领域划出一个新的时代。正因为有统贯的中心，所以充分显示出系统研究的长处。在此以前，所谓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表面上看有秩序，实际上没有脱离“经学史”或“儒学史”的窠臼，更没有抓住一个中心，把各种思想的联系、异同总结出来，因而不能发现各种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胡适比前人高明之处是他充分注意到各派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第四，胡适充分注意历史的方法，“明变”、“求因”，成为他写书的一个重要宗旨。改变从前治思想史的人，往往只是平行并列各家各派的思想，而是力求勾出各家各派思想的产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及其渗透、交替、演变的痕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治哲学史的开山著作。但也正因为其为开山之作，终难免有粗疏简陋之病。胡适没有写出中国哲学史的中册和下册，不少人对此或加讥笑，或表遗憾。但胡适也曾留下一些有关秦以后思想史的著作，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戴东原的哲学》等，以及许多论文和遗稿。这些著作、文稿差不多涵盖了从秦汉一直到清代的中国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