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柳条湖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侵略战争。面对日本的进攻，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在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政策上有一个逐步认识、逐渐演变的过程，最终，从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内外政策，并率先放弃“反蒋”口号，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就其变化的复杂过程及其原因，试作探析。 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前，“反蒋抗日”是中共处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原则。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采用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给党的实际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这一段时间，中共提出的统战口号是“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注：《红色中华》第18期，1932年4月21日出版。 ）。 但是，当时中共所号召的民族革命战争，同以后所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不同的。当时的民族革命战争，不包括国民党蒋介石，也不包括地主、资产阶级。所谓“民族革命战争”，实际就是“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兵士哗变”（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1931年9月。）。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认为“推翻国民党政府，是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注：《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1933年1月， 中共以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了用“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确主张，并庄严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即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下，与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抗日（注：《中国现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5页。 ）。这个文件表明，党的统战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所提的“民族革命战争”仅是号召劳动人民联合抗日，而“三条件”下的联合抗日，则包括全国的一切抗日武装。值得提出的是，当时“三条件”仅仅是作为策略口号而提出的，其目的一是为了揭露蒋介石诬蔑中共“捣乱抗日后方”，二是为了揭露某些军阀势力高喊“团结抗日”的假面孔。当时中共断言，任何国民党军队都不可能在“三条件”下，同红军订立抗日协定。当时，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看成铁板一块，忽视中间力量的抗日要求，忽视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日问题上的变化，而继续推行“左”的关门主义政策。因此，对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不仅没有主动去联系他们，相反，却认为冯玉祥“是在玩弄他们的把戏，他们可以每天改变他们的颜色”（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784页。），因而采取了排斥态度。继察哈尔同盟军之后，十九路军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反蒋派李济深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公开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并主动要求同我党合作。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是我党实践“三条件”同国民党统治势力所缔结的第一个统战性质的协定。当时十九路军共有四万多人，如果我们真正做好了同他们的统战工作，我们完全可能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可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也不愿给十九路军以有力的支援，竟指责它是“一切在野的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派集合的中心”（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782页。）。听任它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所击败，而坐视不援。就这样，使即将兴起的全国抗日救亡高潮，因失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受到挫折，推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我党失去了团结和争取各方面反蒋力量的时机。可见“左”倾关门主义所造成的孤立，其危害是多么地严重。 从对待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两个事实中，可以看出，1933年1月我党提出的统战主张， 虽同“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革命战争”口号有较大区别，但就党的统战思想而言，仍未超出下层统一战线的范围。 1934年4月，中共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 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纲领》，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一）放弃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二）号召全体武装一致对日作战，立即停止一切内战；（三）号召工农学商大联合。（注：《中国现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5页。）这个纲领， 其统战思想同“民族革命战争”口号比较，同1933年1月所提“三条件”比较， 都已大大地前进了。文件不再坚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主张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此文件提出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激烈战争之时，直到9月21日，才在《红色中华》报上刊出，10月， 红军即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因此这个文件所提出的主张并没有实施，实际统战活动，基本上没有开展。 由此可见，“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但国共两党都未作出准确分析，两党都未及时改变内外政策。国民党认为日本侵略矛头是对准西方帝国主义的，以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定会引起西方帝国主义的干涉，因此实行不抵抗主义，而寄希望于“国联”的出面干涉，自己则以全部力量剿共，先后发动了五次对中共的围剿。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认为只有消灭共产党，然后才能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我党正处于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对日本侵略也未作出正确分析，认为日本侵华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因而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认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抗日的前提，主要矛头也是对内而没对外。虽然“九一八”事变后，我党提出了一些统战主张，但实际是下层统一战线，口号是“反蒋抗日”，把反蒋放在第一位。这样，“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都把首先消灭对方，作为抗日的前提，两党政策是水火不容的。 二 从1935年8月《八一宣言》发表，到1936年5月《五五通电》发表前，“抗日反蒋”则成为中共处理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政策。1935年，华北事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国共两党都重新考察自己的内外政策。中共为了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通过遵义会议结束了军事上的“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为党实现策略转变奠定了组织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