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初期，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作战主要方向和作战重心，经历了由华北转变至华东的演变过程。以淞护会战的全面展开为标志，改变了以华北战场为主要战场的战略格局。正面战场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内转到了华东，东战场由此上升为主要战场。这是一个带有战略全局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发生的，又是经过怎样的作战过程而形成的？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和作用？如何评价中国统帅机关在这一重大变化中战略指导之成败得失？长期以来，海内外史学界中对这些问题存有颇多歧见，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尤其是在台海两岸的中国史学界中，对这一史事甚至持有截然相反的论断。吴相湘教授的名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和蒋纬国将军主编的《抗日御侮》等论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新、陈铁健教授主编的《从内战到抗战》等论著，其中有关篇章似可被认为反映上述两种不同见解的代表作。笔者近几年先后于上海的《军事历史研究》和北京的《抗日战争研究》著文，就这一史事的研究略抒己见，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而赞同者和商榷者的文章亦多颇有新意。本文拟在前几年讨论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论析，以期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一、中国统帅部开战之初确定的战略作战方向 中国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开战之初，把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和战略防御重心置于华北，而把华东和华南沿海一带作为战略作战的箝制方向和次要战场，这是抗战当初军事战略和作战部署的重要决策。这一战略部署，既立足于对日本侵华战争战略企图和战略态势的全面估量，也是抗战开始前后南京军事当局关于抗日作战既定构想的具体体现。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首先是在华北发动的。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是日本觊觎华北的必然结果；而在中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无可替代地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日本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地区，炮制伪满傀儡政权以后，其侵略矛头遂集中指向华北和内蒙。《塘沽协定》、《秦土协定》的签订和《何梅协定》的成立，为夺占华北和内蒙打开了大门。对于日本的战略利益而言，占领华北和内蒙，既可巩固其在伪满的统治，又可为尔后北攻苏联、南取长江南北奠定强大的战略基地，因此志在必得。日本的这个战略构想早在卢沟桥事变前已经确立。日本参谋本部于1936年5 月根据其国土狭小、人口不多、资源贫乏、兵员不富而难以支持长期战争的特点，以及要力求避免国际干涉和准备对苏作战的考虑，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制敌先机，采取攻势， 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 陆军省部制定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度对华北作战计划》，对作战方向和兵力部署作了如下规定：“在对华作战时，除过去（计划）的两个军（五个师团）外，根据情况再增加三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五省进行作战”；“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九军（三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网，……因此，计划调新编第十军（二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作战计划，仍按去年度计划大致为一个师团的用兵计划”（注：转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抗日战争》，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这一计划虽然对于华东京沪杭地区的作战置于重要地位，但是其用兵重点和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显然是置于华北地区。 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后倾注主力于华北战场，以此作为战略突击的重点，其直接目标为夺取华北，作为尔后南攻北进的战略枢纽。为配合华北主战场的作战，日军也积极准备在上海、青岛等地进行牵制性作战。1937年7月29日， 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纲》规定：“（一）以中国驻屯军进行作战，在平津地区、特别是在以上作战地区，对中国军队尽量加以沉重打击。（二）在情况不得已时，对青岛和上海附近进行作战。”（注：[日]《现代史资料》（九），《日中战争》（二），第25页。）并且要求中国驻屯军必须“占领平津地区，并策划持久占领”，“作战地区大概限定于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上海附近作战。”（注：日本参谋本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1—202、211页。） 同年8月初日军占领平津后，其作战计划略有改动， 但以华北为主、华东为辅的战略计划并无改变。8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帝国务须迅速对河北省内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空军主力给予打击，随后占领华北要地，以期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在（华北）会战期间；对青（岛）、沪等地侨民的保护由海军担任；除非情况万不得已，不派遣陆军部队”（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201—202页。）。同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修正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在保定、 沧州地区与中国军队主力进行会战，时间预计在9月下旬或10月上旬， 作战界线大体确定在石家庄、德州一线以北（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47页。）。 在日本陆军准备向华北发动大举进攻之时，日本海军也在上海跃跃欲试，然而陆军当局则并未同意立即出兵上海，而在日本军部的作战计划中，上海也并未视为对华作战的主要方向。8月4日，驻上海的日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海军当局要求向上海逐次派遣特别陆战队，海军“军令部答称：今宜慎重，视形势发展再作考虑。”（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本（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页。）同月9日，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挑起上海虹桥机场事件。次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陆军出兵上海，陆军当局决定调遣2个师团进攻上海。8月15日，日军以两个师团编组上海派遣军，其任务是“与海军协力扫灭上海附近之敌，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要线”（注：《大本营陆军部》，中文摘译本（上册），第344 页。）。但是，日军战略进攻的重点依然指向华北，并未因进攻上海而转移方向。8月31日，日本编成华北方面军，下辖8个师团、1个旅团和关东军4个旅团，以及临时航空兵团，使用于向华北腹地的进攻。为了集中兵力于河北、察哈尔境内进行作战，日本参谋本部还同时取消了原定以1 个军的兵力进攻青岛和山东半岛的计划。这时，上海派遣军已陆续在淞沪地区登陆与中国军队作战，然而，当时其总兵力还不及华北方面军的五分之一。显然，以全盘战略态势而言，华北是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