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心境是凄凉的。我们再也不能重写先辈们那种充满乐观精神的激昂文字，取而代之的是难以名状的无奈。这一切不是由于厌倦了那段历史，而是几十年来现实的发展再也难以让我们兴奋起来。几十年来中国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可怕的并不是这曲折，而是文化变革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怪圈。似乎我们激昂文字、指点江山时就已注定了最后的老态龙钟。我们曾经奋起反抗礼教、张扬个性，争取精神独立，但最终又走向新的“个人崇拜”。我们拒绝了古代圣王的奴役，却又重新卷入了现代精神桎梏，而更令人痛心之处在于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甚至一大批知识分子依然在津津有味地呼应着这历史的发展。 当再度省察这段历史的时候，作者更愿意把反思的目光贯注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者身上。作者不想从5月4日的角度观照这段思想文化史，而想从1915年开始的那场“思想”、“文化”并进的革命中考察知识者的心理内涵，以恢复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所应该承担的角色。正象李泽厚先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所指出的那样：5月4日开始的学生爱国运动尽管对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同时客观上也充当了1915年以来新文化革命的缓冲地带，救亡压倒启蒙。（注：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 月版。）并且由于大批工人、农民、普通学生的加入，使这次思想—文化运动的深刻内涵被冲淡，而此后遗留下来的仅仅是它的外在形式。这种貌似进步的外在形式足以使传统文化心理积淀在团结工农的革命外衣下再度复活，进而使革命后的中国又陷入新一回合的个人崇拜，民主科学的两面旗帜早已被政权更叠带来的狂喜所淹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在反思历史时把目光集中在一度被淹没了的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上。 一 只有站在科学、民主、反封建立场上，反思发生在5月4日的学生运动才有文化反思的意义，一旦我们把目光仅仅停留在爱国与救亡上，就不可避免地要冲淡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批判立场。这一立场来源于西方的学术传统。歌德、费希特在国难时期冷静的学术关怀成为后来胡适倡导学术研究的榜样：“我们不期望人人都做葛德与费希特。我们只希望大家知道：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注：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无独有偶，贺麟在30 年代所写成的《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书中也描述了黑格尔在拿破仑入侵自己祖国时的态度：“黑格尔处国难时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如是而已。就是：（一）对胜利者表示佩服，（二）与朋友写信发牢骚说俏皮话，（三）作小册子不得发表，（四）当新闻记者不敢作社论，还有（五）向着军人讲礼义，（六）抱起稿本避难……如是而已。”在文中贺麟对黑格尔的“注重殊途同归，相反相成的原则，从远处大处及全局着眼，以解除并调整和局部间之矛盾冲突，使之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思想方法，并注重据此方法以求得的‘死以求生’或‘死中求生’的信心、希望，拼命精神与人生至理”（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五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4月初版，第10页。）的态度大加称赏。 对于这一情况，雅斯贝尔斯借笛卡尔的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把国家夷为平地，然后着手在全新的基础上重建国家，这种国家改革计划是毫无意义的。”（注：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8月版，第5页。）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的心目中， 这种远离军事和政治的行为并不是不爱国，而是一种更深沉的爱国情怀，他们认为从“公理”角度思考社会对人的束缚，思考传统文化对人的戕害，恢复人的地位、反对封建桎梏比以政治运动来救国更重要，更关乎民族的未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本色。 在这时期的知识分子眼里，“人”的命运似乎比国家的问题更重要，正因为这一点，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才超越了“忠君爱国”、“谏而被逐”的屈原模式，而以更博大的胸怀思考“人”的命运。陈独秀在1914年曾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乎？”（注：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杂志》，1914年11月号。）他从更深刻的角度思考“民”在国中的地位，而不是国的存在与否，并且拒绝爱“残民之国家”。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依了自己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即使如别人所说果真应报社会的恩，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却也一样迫切需要蔷薇与地丁，——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我们没有顾视他的必要。倘若用了什么大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页。）“在这个社会里， 个人的生活无一处不感孤独的悲哀、苦痛；什么国，什么家，什么礼防，什么制度，都是束缚各个人精神上自由活动的东西，都是隔绝各个人间相互表示好意，同情爱慕的东西。”（注：李大钊：《精神解放》，《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9页。 ）多年以后胡适回顾《新青年》的那段生活时说：“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的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你的是一种真正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办法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8页。）在这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心目中，个人的健全发展是最重要的，国家则是束缚人个性的东西。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更注重对中国人深层文化心理积淀的改造，以把重视礼防、忠孝节义的民族变成一个充满个性、富有朝气的民族。 同样，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很少看到直接反映学生运动的篇章。正如赵园所说的：“作为‘五四’小说家的对象的，基本上不是‘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以自己的历史主动性和英勇行为揭开新时期序幕的急进的知识者，不是那些活跃于思想文化界，以自己的雷鸣电闪般的言论鼓动新潮、动摇旧世界关于自己的信念的启蒙思想者，不是那些在‘五四’前后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并开始了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的早期共产主义者。”（注：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你不能不承认这是新文学发展史上的奇观：知识分子能够在如痴如狂的社会运动浪潮中沿着自己的思路发展下去。鲁迅的改造国民性，郁达夫的伤感，冰心的母爱等富有个性的文学追求没有被炽热的爱国热潮所湮没。在这一点上，五四那代作家们比他们的后辈更深邃：在延安，在解放后，在反右乃至在新时期我们绝少再看到这种仅仅属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考和追求，并且是一种九死不悔的追寻。陈独秀对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曾作过非常精到的概述：“有一班人认为从事文化运动的人一定要从事社会运动，其实大大的不然，一个人若真能埋头在文艺科学上做工夫，什么妇女问题，劳动问题，闹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还发点顽固的反对议论，也不害在文化运动上的成绩。又有一班人以为社会运动永是文化运动，这更是大错而特错；试问妇女问题，劳动问题，在文艺科学上有何必然的连带价值，并不是我们看轻了社会运动，只因为他和文化运动是两件事，我们不能说在社会运动有成绩的人在文化运动也有成绩，也和我们不能说在文化运动有成绩的人在社会运动也有成绩是一样。”（注：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九卷三号。）这时期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认识由此可见一斑。在他们的心目中，对文化的改造就优先于对社会的改造；他们注重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变革，而不是社会的更叠，从这个角度上说，作为社会运动的五月四日以后的思潮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所思考的命题是有着巨大区别的，知识分子更愿意承担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传统文化进行最彻底的反思，解放人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