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关于五四启蒙的嬗变，一种有影响的解释是将其归因于五四运动突发的历史结果，如胡适的“政治干扰启蒙”说和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这种化约论和外在论的阐释，显然难以揭示五四启蒙运动内在的思想张力及其演化脉理。本文拟从中国现代化历史语境中启蒙内在的价值冲突，探寻新文化运动的固有思想矛盾以及启蒙嬗变的内在思想原因。 一、现代化语境中的启蒙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是对辛亥共和改制失败的历史回应。用美国学者舒衡哲（Schwarcz Vera）的话说， 它是一种“后政治启蒙”（注：参阅[美]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却社会腐败积弱依旧，而神圣的共和旗帜则流为袁世凯窃国工具的严酷现实，打破了戊戌以来制度万能的迷信。而民初甚嚣尘上的尊孔逆流，则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症结。于是变革民族文化心理的启蒙被提上了时代的日程。辛亥“共和幻像”给改革者最大的启示在于，社会文化是一体进化的，没有文化价值的变革和国民心理素质的改造，任何改革制度的尝试都难免流于形式。梁启超在回顾辛亥后的历史进程时指出：辛亥以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注：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 ）陈独秀则把清末以降中西冲突所引发的变革运动归为由“学术”的觉悟到“政治”的觉悟、进而到“伦理”的觉悟的演进过程，并把“伦理的觉悟”归为“彻底的觉悟”（注：《青年杂志》1卷6号。）。这种“伦理的觉悟”和“全人格的觉悟”，就是召唤五四启蒙的历史动因。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课题，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国民性格的再塑。启蒙学者洞察到中国传统价值系统与现代性之间深刻的时代差异，因而大力鉴取西方现代文化，试图通过批判和变革传统，来改造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而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启蒙学者看来，要更新中国文化必须取资西方现代文化，其精华为民主和科学。康德认为，启蒙的本质在于“自我的解放”。五四启蒙者以欧洲启蒙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力倡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在著名的启蒙宣言《敬告青年》中，陈独秀通过倡言“人权”和“科学”，揭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启蒙主题。他在文中把欧洲近代历史归结为人的解放的历史，以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宗教解放、妇女解放来阐释“人权平等”的民主运动，把“科学法则”归为破除迷信和蒙昧禁锢的思想解放的理性工具，并将科学视为提高生产效率以增进人生幸福的有效手段。而陈氏所谓“解放”，其要旨则在于“自由”：“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陈独秀的“人权”与“科学”以人文主义精神为基底，他把两者视为实现自我解放的必由途径。欧洲近代人文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个人，人的解放首先是“个人的解放”或“自我的解放”。因而确立人文主义价值观，首先要求批判中国传统的社群至上的价值取向，而实现价值主体由群体人伦到个体人格的转换。新文化运动之启蒙的中心主题，即在于以个人主义取代群体主义的价值转型。陈独秀号召“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高扬易卜生的“个性主义”，李大钊倡言“自我的解放”，鲁迅主张争“人的价格”，周作人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来阐扬“人道主义”，高一涵力主“小己主义”，其要旨都在于倡导一种现代人文主义价值观，以唤醒国民的自我意识，从而实现个性解放的价值转型和精神变革。 中西文化在价值结构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根本差异。前者以人伦的和谐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后者则以个性的自由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五四启蒙学者洞察到这种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价值观的深刻差异，并且鉴取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武器，对儒家伦理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在启蒙学者看来，儒家伦理的要害在于无视人的主体价值和人的尊严，而以义务本位的孝悌之道，抹杀人的个性和个体的独立人格，从而使个人丧失其主体地位而沦为族权、夫权、皇权的附属物。这种吞噬个性的伦理专制主义，造成了窒息民族生机的主奴根性，它是和尊重人的价值、崇尚人的自由创造精神的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因而，要实现文化转型和模塑现代公民人格，必须破除以礼教纲常为基础的传统价值系统。陈独秀、鲁迅、吴虞和李大钊等人对儒家礼教的反思和批判，贯穿着立基于现代人文主义的深刻的理性精神。 五四启蒙学者的文化选择，是其对寻求富强的现代化历史情境的回应。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其说源于“人的发现”的形而上哲思，毋宁说出自民族救亡的现实需要。正是从对中西冲突形成的中国文化危机的反省中，他们体认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以及中西文化之间巨大的时代落差，从而作出了引鉴西方现代性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抉择。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强调中西文明代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西洋文明代表“近世文明”，而中国文明尚未脱“古代文明”窠臼，中国要走向现代必须鉴取西洋文明，尤为向欧洲文明的先进法国文明学习。陈的启蒙思想充满救亡的忧患意识，在他看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救于灭亡之运命，迫在目前。”（注：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陈对人权和科学的倡言，亦为此民族忧患意识所驱策：“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这种源于殖民化危机的寻求富强的救亡式现代化诉求，成为五四启蒙的特定历史语境。 二、历史与价值：启蒙世界观的二元张力 享誉“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以激烈的西化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为基本特征。然而，启蒙与传统的断裂性，并非新文化运动的唯一面相。实际上，五四“全盘反传统”的激进表象遮蔽了启蒙与传统的深刻的连续性。中国由民族危机所导引的启蒙运动，匮缺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个人的发展”的人文历史语境，因而其模拟西方启蒙的自由主义伦理革命，不能不具有“爱国的个人主义”的取向，这是中国启蒙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矛盾。另一方面，启蒙是一个传统与现代性互动的文化转型过程。大凡文化无不具有稳定性或保守性，尤为中国文化这样历史悠久的高等文化。 诚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托马斯·哈定（ThomasHarding）所言：“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变化时， 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注：[美]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价值秩序作为文化系统的“基本结构”，由于文化稳定性的深刻作用，其变革和转型是至为艰难的。在殖民地现代化语境中，当本土文化价值主要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外部压力而不是传统自我变革的内在挑战时，这种价值变革的驱力往往是有限的。外域强势的西方文化可以冲击传统文化表层的价值规范，却难以触动其深层的价值原则。即便在最激烈最自觉地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本土文化的稳定性和历史惯性仍显而易见。且不论启蒙运动对国民文化心理改造的程度和效果，仅就启蒙者自身的深层价值取向而论，其显然仍未脱传统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从五四启蒙者的世界观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辛亥以来，伴随着帝国政治秩序的崩解，传统文化价值秩序亦陷于危机。因而，世界观的重构就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课题。在启蒙运动之意义世界的重构中，深刻地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