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行社，这一20世纪30 年代国民党内之极端秘密政治团体， 在其1932—1938年存在期间确曾震撼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乃至海外。作为蒋介石黄埔军校毕业的“天子门生”，蒋介石耳提面命的“党中之党”，这一具备了特殊背景、特殊经历和特殊使命的群体，它在30年代对日本的认识，遂成为我们的兴趣所在。因篇幅所限，本文拟以力行社与日本关系的理论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研究，得以悟察30年代中国政局中某些尚为人忽视的层面，进而深化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史和抗战史之研究。 一 或许是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出身，力行社提及日本时总喜欢以“三岛小国”、“区区三岛”这类或多或少带有蔑视意味的词语来描述东瀛“那样小小的一个国家”、“东亚一个蕞尔小国”、“一个极小的国家”。但偏偏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弹丸岛国，在明治维新数十年后便骤然称霸东亚进而傲视全球，这又使力行社成员不得不作冷静思索，探究其成功的秘诀。 据力行社看来，日本在教育、军事、民族意识等方面均有可观之处。日本普通教育的发达造就了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严格良好的军事教育更是最终影响了日本军人的素质。“良兵是良民的模范，良民是良兵的基础”。因此日本军人的常用兵人数虽少，但一旦需要便可全民皆兵，“每个青年都是最精壮的战士”（注：蔡孟坚：《与贺夫人谈贺衷寒先生生平——为君山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载《传记文学》（台北）第40卷第3期，1982年3月出版；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351、383页；下卷第92、352、363页；邓雪冰（邓文仪）：《青年·战争·革命》，中国文化学会1934年2月出版，第二部第37页；第一部第50、63、78 —79、96页；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与民族复兴运动》，台北1986年8月15日初版，第191页。）。而与此同时，日本对儿童灌输以“开拓侵略风尚”，使其按照一种模式成长，终在短期内培养出了其政府“理想中的人民”。对中日两国军费的比较研究，则可得出日本军费虽然不太高、但是筹划极为经济这一结论。这一现状终使其陆军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对外侵略扩张（注：吴赓恕上引书，第135—136页；贺衷寒：《一得集》，下卷第495—496页。） 明治维新后日本民众团结一致励精图治，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杰出领袖人物辈出。力行社多次强调，日本是最有组织的国家，有着极强的组织和极雄厚的力量，日本的教育界培育出了很好的民族意识。蒋坚忍甚至断言，三个联合起来的日本人可以冲破三百名中国人的防线，因为日本人虽然只有三人，“但是心是一条的，行动是一致的”，因此力量也是完整的、坚强的。同时，力行社的领袖认为伟大领袖对国家兴衰至关重要，以日本为例，其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就是这类人物，这位“一代人豪”能肩负起日本的危机，并使其走上强盛繁荣的道路（注：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79、92、97、204—206、352、363页；蒋坚忍：《民族复兴与中国革命》，中国文化学会1934年6月初版，第139页；邓雪冰上引书，第一部第85页，第二部第99页。）。 然而，日本的地理环境因素及国际因素使对外侵略扩张成为其与生俱备的属性，其政党政治也有天然的缺憾。力行社认为，日本地狭多山，可耕土地面积不满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七分之一，日本民众的生活因此非常的艰辛，同时也表明日本不能自给自足（注：吴赓恕上引书， 第14页；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77页。）。 日本政体虽然仍是欧美式的多党政治，但是由于日本现存政体出现于明治维新之后，历史颇为有限，各大政党的历史也因此短促，因此国内政局常有动摇之态，特别此时军人参政现象开始萌芽，早晚将走上独裁集权之路（注：贺衷寒：《一得集》，下卷第123、129页。）。因此日本的政治极不稳定，政党政治的前途甚堪忧虑，而这点对日本社会必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正威胁日本的生存，此时日本实际有100 万左右的失业大军（注：孙伯謇：《世界经济的前途》，载《前途》（上海）第1卷创刊号，1933年1月1日出版。）， 这自然也给日本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素以“大日本”自耀的日本高扬着“大亚洲主义”旗帜，一惯藐视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离现代军队的标准相差甚远；中国四万万民众不过是“一盘散沙”；中国社会是“十九世纪的生产，二十世纪的消费”；甚至日本在华活动的浪人也依仗其国家的“光荣”和力量，四处胡作非为。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的滕杰清晰地记得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日本民间对中国流行着一种看法：中国地方很好，但中国人不行；日本侵华是合理的。甚至有些日本军人公然发表对中国的作战计划。“济南惨案”的目击者蒋坚忍和曾留学日本陆军军校及明治大学的干国勋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怀有深切的同感（注：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111—112，120，124页；第184页；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第83、85—86页；干国勋上引书， 第192页。）。基于上述因素，日本处心积虑武力侵占中国似乎已是顺理成章。在力行社看来，“田中奏折”这一计划“真不敢卒读，不忍卒读”。日本先利用军阀，再豢养满清遗族为走狗，复辅以经济侵略渗透；质言之，从前还是用一种“偷骗拐”式的方法，或凭借不平等条约作为护身符进行蚕食，而时至“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便“图穷匕首见”了。“简单地说，日本是以中国领土丧失为其生存的利益；日本对于中国的进攻，是一毫不肯放松的。”（注：吴赓恕上引书，第65—66页；第130页；蒋坚忍上引书，第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