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进口走私贸易的猖獗，使生产事业面临崩溃，正当商人无法营业。走私人口的美货本来就成本低廉，又不交纳关税，其价格远远低于中国同类产品的价格，以私货和正式进口商品的价格比较，两者相差在1/2以上。民营工商业者的正当经营在私货的冲击下无法展开。 其次，走私贸易的猖獗促使社会迅速两极分化。官僚豪强资本投放走私贸易，使它们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加速了它们积累财富的进程。虽然官僚资本集中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走私，但走私无疑为官僚资本的集中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在官僚资本利用走私等手段加速膨胀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法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的空间愈来愈小，迅速走向衰败。为了维持他们的财富，不得不也投身到投机、囤积、走私等非法经营中来。但要从事这些非法营业，不与官僚资本结合是没有出路的。民族资本向官僚资本纳款，又反过来助长了官僚资本的恶性发展，带给民族资本的仍是前景暗淡的恶运。 再次，走私贸易的猖獗，形成了港澳经济的畸形繁荣，为侨汇、外汇与资金的逃避开辟了道路，便利了非必需品外货的输入，耗费了国家巨额的外汇储备，致使国家税收大为缩减，相对地减少了必需品的供给。 最后，官僚资本大量从事走私贸易，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物价飞涨，普通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官僚特权阶层却以走私致富，动辄收入亿万，生活奢侈，享乐无度。强烈的社会反差，使人们对国民政府日益不满。缉私机关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贿赂公行，使国民政府威信扫地，不仅普通群众不再服从政府，民族资产阶级也与之离心离德。国民政府调度失灵，进退失据，已到了山穷水尽、行将崩溃的边缘。走私的社会毒副作用实不可低估。 （摘自《中州学刊》1999年第2期《1946-1948年间中国的走私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