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所张所长海鹏先生，陈主任鹏仁先生，薛会长君度先生，郭社长俊鉌先生（注：张海鹏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陈鹏仁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薛君度为美国黄兴基金会会长，郭俊鉌为台北金禾出版社社长，编者注。），各位专家、学兄、各位老朋友： 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表示欢迎致意，欢迎各位光临此次盛会。这是我们两岸学者在大陆首次举行的专题学术会议。这次学术会议能得以如期举行，是《近代中国》和《抗日战争研究》两个编辑部各位同仁不辞劳苦，真诚合作的结果。尤其是陈主任鹏仁先生，薛会长君度先生，郭社长俊鉌先生慷慨资助的结果。我本应亲临会议向各位叩谢，但近一年来我两度手术，体力不支，不能到会，实在抱歉。今天特请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研究所副所长、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刘晓林副教授代为向各位致意，并宣读这个发言提纲，真是对不起大家了。 我想讲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研究汪清卫和汪精卫伪政权的学术意义。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清卫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及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等人投奔日本不久，1940年3月在敌人占领下的沦陷区建立了与重庆国民政府相对抗，与人民为敌的伪国民政府。这是抗战时期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近些年来，这个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海峡两岸的不少学者都在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很多论著。尽管在学术观点上不尽一致，但对于促进这一课题的学术研究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今天，我们汇聚一堂，就是为了彼此切磋，互相交流。 这次会议时间不长，又是第一次，但我坚信经过大家的努力，这次会议一定会开成各抒己见、共同促进的学术会议。 第二，汪精卫本人为何脱逃？他与蒋介石的根本分歧是什么？关于汪精卫脱逃的问题，过去我的认识比较浮浅，片面、简单地认为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是“战”还是“和”，是两种主张的对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如邵铭煌先生所说：“和平并非汪精卫的专利。”他们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与日本实现和平，而在于如何实现和平。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申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在1937年7月17日庐山谈话会上又再一次重申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对日方针，他说：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的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困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即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而要忍受限制，不准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的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的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