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两弹一星为标志，我国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回味起来，我们不无称赞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代革命先辈参与制定和实施的科技发展战略的正确性。本文作为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章，特对他老人家在五六十年代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的有关思想给予回顾，以表怀念。 一、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新科技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行各业的恢复和重建急需大量科技人才。面对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人才问题，党内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从旧中国或资本主义世界过来的科技人员是资产阶级的，是不会改变阶级本性的，是靠不住的，我们要培养新的无产阶级的科技人才。言外之意是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要停下来，等无产阶级的科技人才培养出来后，再建设。还有一些人天真地认为，我们有兄弟般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帮助，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不需要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此，中共中央果断决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实行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实行对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方针，全部安排，然后通过逐步改造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科技人才；另一方面大办教育，倾力发展科学事业，培养新生科技力量。这两条腿是有机联系的。没有第一条腿，第二条腿无法走动；仅靠第一条腿又很难走稳走远。但从五六十年代看来，第一条腿更为重要，因为只有先走，才能考虑走远。五六十年代，我党本着两条腿走路方针，在改造旧知识分子基础上，改建、新建大量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培养大批新生科技力量，基本上缓解了国家的急需。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做出重大贡献，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思想。 在旧知识分子改造方面，周恩来有着较为精辟的见解。首先，他用大量文字回答了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改造的问题，澄清了他们的思想。1962年，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讲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三条根：其一，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的种种影响；其二，他们为旧社会服务，纵然不是直接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也是为旧社会服务，不能没有旧社会的影响；其三，他们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一部分人还受过封建教育。由于这三条根的存在，旧知识分子将不同程度地受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新中国是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信仰的是共产主义。显然，旧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不能适应的。此外，周恩来从世界现代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层出不穷出发提出，旧科技人员只有更新知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开阔视野，积极向上，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其次，周恩来明确指出了旧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和方法，为知识分子改造工作指明了方向。1956年1月，周恩来指出了知识分子改造的三条道路：一是经过社会主义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二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实践；最后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他认为，第一条道路最为广泛和直接。因为知识分子走出小天地步入工人、农民中间，能够亲身体验社会主义优越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第二条道路就是在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自觉地与苏联专家接触，接受他们的新观点、新见解，从实践中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第三条道路是通过自学、夜大、函授等方法来帮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这三条路是相互联系的。一个人的思想改造是三方面长期共同作用的过程。在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上周恩来于1962年3月《论知识分子问题》中总结出四点。第一，改造应是自愿的、自觉的，不是强迫的。他说：“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第二，改造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他说：“改造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8页。）第三，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他批评一些党内干部以领导自居对知识分子横加指责时说：“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注：《周恩来 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第四，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他认为：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最后，周恩来强调，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要有计划性。他认为，国家建设对知识分子的需要既紧迫又量大，而新知识分子的培养既缓慢又量小，这就要求我们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作全盘考虑、有计划进行，以便跟上建设的需要。1956年1月，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全国每一个单位对于知识分子改造都要作出计划，包括1956年到1962年的七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坚持实行起来，止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使积极为社会主义奋斗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进步分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占到四分之三以上，使落后分子降到百分之五左右。”（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在吸收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入党方面，周恩来认为，我们对他们不应该采取“关门主义”立场，应该作出计划，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他说：“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力量的增长，我们计划在1962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是适当的。”（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在新科技力量的培养方面，党内意见是一致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就如何培养问题众说纷纭。周恩来集中全党智慧，提出培养新知识分子的两条道路：其一，发展教育；其二，走群众路线。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1959年12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搞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尖端技术，关键在人才，没有人才不行。那么人才从哪里来呢？而培养人才主要靠教育。但并非每人对教育在培养人才中的重要性都有深刻认识。由于教育对生产、建设作用的间接性，一些人总是缺乏长远考虑，急功近利，忽视对教育的投资。早在1952年7月国务院第146次政务会议上，他就批评说，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发展，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部门，中国在培养自己的科学家方面要敢于投资。1959年12月，他又重申：为了尽快发展教育事业，多出人才，教育投资要放在首位，有些项目宁可不搞或者推迟，也要把校舍建起来，办学校。 在对教育的理解上，周恩来是全面而深刻的。一些人只注意高等教育在培养科技人才中的重要性，看不到中等教育、技术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地位。他认为，各层次的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都占有重要位置。新中国诞生时，整个国民文化素质较差，文盲占90%以上，严重地阻碍着各项事业的展开，于是他提出学校向工人、农民开门，扫除文盲，全面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一时间，全国办起各级各类学校，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得到培训。五六十年代，我国处于恢复、发展阶段，急需人才，急需专门人才，急需大量各种中等技术人才。周恩来提出：为了适应建设需要，可创办中等技术学校，或在大学中缩短一部分专业修业年限，也可由企业举办短期培训班或专科学校。同时，他认为：大学和专科有差别，大学学的要广一点、深一点，理论更多一点，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和符合长远需要的专门人才，大学也要有一个大发展。他亲自领导了解放后高等院校的调整和重建工作。调整后的高等院校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不合理设置，适应了发展的需要，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到195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已达21万多人，达到了清末到新中国成立时所培养大学生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