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主义极端化的发展，无疑是民国社会的一大特征。那么，民国一代何以形成如此强烈而持久的地方主义呢？对此，学术界的研究尚显薄弱，论者触及到这一问题时，大都援引毛泽东的论断作说明，即毛泽东于1928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所指出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总括性分析是正确的，我们应对此加以深入细致的分解，此外，还应进行多方面的透析。 一、两种经济的共同作用 “一切的主义，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他的根源”，（《李大钊选集》，1版，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的地方主义也自不例外，不仅“地方的农业经济”仍是其主要的经济基础，而且地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地方官僚资本和地方民族资本两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它的物质力量。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以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地方的农业经济或小农经济），在政治上，一方面需要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一统的中央皇权作为保护伞；另一方面，又直接为大一统下地方主义的政治局面提供经济上、物质上的可能。这种经济在民国一代仍占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因之依然成为民国一代地方主义盛行的主要经济基础，其根本的体现就是，田赋成为省县地方政府所私有的财政上的主要源泉。同时，这种经济在民国一代的某些变化，也更有利于以省区为主体的地方主义政治局面的形成和维系。自然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其自给自足性。马克思指出：“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马克思：《资本论》，中文1版，第3卷，8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在古代中国的地主制经济中，做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自给自足，从空间区域上，“大体相当于过去采邑的一个乡里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1版，2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亦即自然经济的“本经济单位”。这种情况，自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后在不断地改变着，最突出的就是农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将中国封建时代的自然经济强行纳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自然经济的基础不断遭到破坏，即家庭手工业和农业日趋分离，自给自足性减弱，转而越发依赖于市场。从商品化的程度上看，1934年孙晓村撰文指出：“农产商品化已成为目前中国农村普遍的而且统治的形态，这是无疑的事实”，“中国农村中农民经济的商品性，在任何地方都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即是说，农民出卖自己的生产物不少于百分之四十，并且在市场帮助之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少于百分之四十”。（孙晓村：《中国农产商品化的性质及其前途》，载《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参考资料》，(1)，174～17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编印，1982。）从地域空间上看，自给自足性的减弱，即地方性的减弱；而地域扩大，即从生产到消费的“本经济单位”扩大，市场的扩大。较大的区域性市场普遍增多，尽管还难以作出准确的统计，但是，民国一代各省区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城镇的出现，应包含着这一方面。当然，农业经济的商品化所造成的亦仅仅是市场的扩大，地域的扩大，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从空间上扩 大了的市场仍“带有地方的性质”，“不但作物不同的各区域间，农产物的价格常会悬殊过甚……甚至在同作物的区域中，也有这样的情形”。（同上书，第179～180页。）一般说来，这种扩大的地方市场都难以彻底突破省区的限制。农业经济在民国一代的这种变化，无疑为地方的自立开辟了田赋之外的又一财源。民国一代地方政府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这一类。30年代许涤新发表《捐税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一文，指出：“捐税之苛细，除了繁重的田赋附加税之外，最明显的要算关卡之林立，交通税之勒索了。这些捐税，有的提高肥料的价格，增加农产物的成本，有的加重农产物的运费”。（同上书，第235～236页。）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的是，这种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的农业经济的商品化，非但没有带来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相反造成广大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贫困破产，从而为地方的自立提供了充足的兵源，“许多没有出路的破产农民，不做土匪便投入军队，成为中国雇佣性军队的主要泉源”。（张锡昌，孙晓村：《民元以来我国之农村经济》，载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1版，358页，南京，银行学会编印，1948。） “地方的农业经济”也是地方主义思想观念的经济根源。农业经济高度的离散性和封闭性，使人们的生产和社会生活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空间，形成狭隘的视野和浓厚的地方心理观念。诚如冯和法在《农村社会学大纲》一书中所说：“农村人民因受环境的支配，遂造成了特殊的心理现象。……他们生活的中心完全是他们所处的地方单位；他们对于他们地方内的邻居，彼此间是面对面的直接关系，故能互相了解。他们对于别地方的人，是以地方为单位的。”（冯和法：《农村社会学大纲》，1版，41页，北京，黎明书局，1931。）这种地方心理观念的政治化，便形成地方政治意识。民国一代，地方的农业经济虽已多有变化，但毕竟占据主要地位，因此，依然是民国地方主义思想观念的经济根源。 从理论上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地方主义的大敌，它所要求的统一市场是与地方主义相悖的。当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具备了强大的实力后，必然要在国家政治上改变地方分立的局面。然而，民国一代的实际情况却是，资本主义经济虽有所发展，但步履蹒跚，始终未能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它也因之未能摆脱地域的限制，而带有明显的地方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没有形成一体化，而受到地域的分割。主要表现为，在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种经济成分中，除中央官僚资本和少数跨省区的大的民族资本（相比而言，实际也具有某些地方性）外，在各省区大量存在着地方官僚资本和地方民族资本，即地方资本主义经济。它与地方主义政治形成一种矛盾复杂的关系，既对地方主义有冲击的一面，又有支持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