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创造一个能够支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现代经济基础？今天的回答当然是：要进行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改革。而50年代末的回答则是：要靠贯彻执行党的八届二次大会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个回答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是针对一五时期照搬苏联模式，而进行制度创新，以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具体设计方案，可称之为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所谓大跃进模式，是有别于苏联模式，在1958年形成的一套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领导人在50年代中后期总结一五时期建设经验，探索加快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方法的产物。从大跃进运动中可以清楚看到，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力争高速度，用最高的速度来加快发展。大跃进式的经济增长战略，是全面跃进的战略，是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大跃进式的计划管理体制是将苏联式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改变为以地方为主的分散的多中心的计划管理体制。 与大跃进运动伴生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大二公”无疑是人民公社最显著的特点。它反映了毛泽东通过公有制程度的跃进，特别是通过高级公有制的分配方式，来激励人们劳动热情的思路。运用公有制程度的跃进来推动生产力的跃进是大跃进的动力系统之一，而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动生产力的跃进是更具决定性的动力机制。但也有通过技术革命加速经济发展的内容。 大跃进运动的后果表明，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成功的，这已无须多论。但是，大跃进模式之中还是有其合理内核的。大跃进模式的精髓在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方式不适宜于经济建设工作，大跃进运动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将群众运动与经济发展相联系，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内源性”，即发展是建立在中国自己内部现有的因素与结构之上的。换言之，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的内部资源的发展，是要摆脱对苏联的依附性。 在中国经济资源中，资金短缺是令人困扰的难题，劳动力是一种丰富的要素。如何通过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使经济高速增长，应当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毛泽东设想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是认为：最终决定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是中国的资金和物质资源，而是中国的人力资源。无论对大跃进式的人力资源发展政策如何评价，但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单纯重视货币资本的意识转化为重视人力资本的意识，强调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内部资源的发展，还是有其理论价值的。 将群众运动与经济建设相联系，还意味着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为达到发展目标，必须使人民更积极、更直接地参与发展过程，成为发展主体。大跃进模式的问题并不在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本身，而在于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极端化。大跃进模式的提出，从主观上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否定。这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胆魄。这无疑对1978年中国走上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跃进模式从其主观动机而言是试图超越苏联模式，事实上，大跃进模式的实践，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触动苏联的制度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