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1886～1973），字圣心，浙江杭州人，我国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回国后历任中国公学、国立政治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在长期进行哲学研究的同时，积极参与过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尤其是五四时期、30年代上半期、40年代下半期分别宣传过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从而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社会改良理论，在当时思想舆论界产生过一定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对他这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本文拟对三个不同时期张东荪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做一初步述评，以为引玉之砖。 一 五四时期，张东荪在时代潮流和舆论大势影响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与宣传，提出了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改造思想。 张东荪自1917年起主编上海《时事新报》，并于1918年创办该报副刊《学灯》，开始全面传播西方各种新思潮。1919年9月， 他又创办《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更明确地谈论社会主义。张东荪连续发表了《解放与改造宣言》、《第三种文明》、《罗塞尔的“政治理想”》、《奥斯的社会主义与庶民主义》、《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等文章，一时间成为上海公认的著名社会主义者。此时在上海的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也往来密切，并经常在一起聚会，讨论中国社会改造问题。1920年初，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华后，亦与张东荪建立了联系。但1920年12月，张东荪抛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正式挑起了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社会主义论战。他发表《现在和将来》、《一个申说》等文章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但遭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反击。至1922年秋，他不得不暂时中断他的“社会主义研究与宣传”活动。所以，整个五四时期，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精神主义和“浑朴的社会主义趋向”论。张东荪认为：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或称三种文明，即封建时代的文明、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文明，当今的时代，第一、第二种文明均已过时，第三种文明正在勃兴，此后的世界必是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但是，面对中国现实时，张东荪又要求人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仍逗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不但没有第三种文明的资格，并且也没有第二种文明的陶养。”（注：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1卷1号，1919年9月。）因而， 我们只能努力开展文化运动，“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工夫。要提倡互助的精神，要培植协同的性格，要养成自治的能力，要促通合群的道德。”（注：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1卷1号，1919年9月。 ）也就是说，现在应该采纳社会主义的精神、原则来改造人们的思想道德，首先进行精神革命，这叫做“精神主义”。强调此种精神主义正反映了张东荪对社会主义含义的独特理解。他认为：首先，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包括的”，既包括各种各派的社会主义，又包括着多方面的内容、多方面的问题，而非单纯的经济问题、生活问题或阶级问题；其次，社会主义乃是一个“浑朴的趋向”，乃是一种逆现社会的新文明运动，比如“现社会是寄生生活，这个趋向便倾向于共同生活，现社会是偏重资本，这个趋向便倾向于普遍劳动”。（注：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1卷7号，1919年12月。）由此可见，张东荪当时所讲的社会主义，是很含糊的，缺乏确定含义的。正如当时有人所指出的，“据那篇文章看，张东荪先生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原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和一个特别的境地，是毫无内容的。”（注：李汉俊《冤哉枉也》，《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8月14日。 ）至于他的精神主义倾向，则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潮流的反映，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都明确表示只从事思想改造，而不过问政治改造，张东荪自然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 第二，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能“兴在将来”的阶段说。张东荪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坚持认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多数人都还未曾过着“人的生活”（注：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2月15日。），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比较现实的途径只能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因为一方面中国尚未形成有力的劳动阶级，“所有的只是原始生活的农民与人性变态的兵匪，此外工人商人都是很少的”，故“真正的政治集权共产主义如俄国劳农制度，决不能发生”（注：张东荪《现在和将来》，《改造》3卷4号，1920年12月。）；另一方面，用资本主义方法开发实业虽然从长远眼光看仍然有害，但“利在目前”，即可以收“速效”，可以“倒军阀”，可以收容“游民”（注：张东荪《现在和将来》，《改造》3卷4号，1920年12月。），使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张东荪在坚持中国现在还不可能不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又标榜“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注：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3卷6号，1921年2月。）。 为此他郑重其事地告诫人们：“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实际看得重些，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须把理想看得重些；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切近的目前看得重些，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须把较远的未来看得重些。”（注：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3卷6号，1921年2月。）可见， 张东荪实际上坚持着一种先经过资本主义再转向社会主义的阶段说，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梯了。这种认识显然是误解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是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张东荪的这种阶段说思想也还包含着若干合理成分，其中不少见解蕴藏着独立思考意识和创新精神，留给人们许多值得深思的启迪，例如重视对国情的分析、反对“直接过渡”、不赞成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等等；甚至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也不应全盘否定，因为民主革命阶段，共产党人也在一定前提下提倡它的发展。 第三，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虽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但他所主张和认同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初出现于英国工人运动中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思潮，亦称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是guild的音译，意即“行业联合”。 这种学说在五四时期作为新思潮输入中国，在某些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张东荪便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认为：“现在各种社会主义都有缺点，不过，在我看来，基尔特社会主义比较上最圆满罢了。”（注：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3卷6号，1921年2月。）1921年9月，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开辟一个专门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专栏，公开宣称“我们怀抱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竖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注：张东荪《社会主义研究宣言》，《时事新报》1921年9月16日。）， 全面评介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这种学说的根本方针就是“职能的民主主义”，为贯彻这一方针，便形成了三项基本原则：（一）公共生活组织必依着职能或职业为基础，（二）基尔特必为自治的，（三）基尔特必为分权的；这些原则又是为实现两大纲领服务的，即“第一是产业自治，第二就是赁银制度的撤废”。（注：张东荪《社会主义研究宣言》，《时事新报》1921年9月16日。 ）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就是废除雇佣工资制度和实行产业民主自治。张东荪认为这是中国唯一的到“自由之路”。然而，我们都知道，基尔特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的社会改造理论，本质上，它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工联主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注：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高军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这种学说最主要的缺陷是忽视国家政权问题和主张和平改良。列宁说：“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注：《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页。 ）而基尔特社会主义从来不谈改变国家政权性质，片面主张产业联合，企图从内部瓦解资本主义，这自然不过是学究式的天真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