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879—1942）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有着重要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以来，史学界同仁更注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陈独秀在历史上的功与过。对于陈独秀的政治思想、观念理论、学术见地以及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评论。在籍著方面，继80年代后期面市的《陈独秀年谱》（1879—1942）（注：唐宝林、林茂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王光远编，重庆出版社，1987。）、《陈独秀传》（注：任建树、唐宝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等之后，90年代又出版了《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注：王学勤著，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等书。在论文方面，自1990年初截止到1997年上半年，发表在各种学术性刊物的文章计有200余篇。 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了陈独秀研究园地。尤其是1994年10月陈独秀研究会与江津市政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三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更加推动了陈独秀问题研究的深入。可以说，作为史学领域里一个研究阵地的陈独秀问题研究，正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本文拟就本世纪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一综述，以为学界同仁参考。 一、关于对陈独秀的评价 以往人们对于陈独秀的研究一般多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分时期分阶段地针对某一个问题经过考证做出评价，而近年来则侧重于对陈独秀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做出整体评价。 有专家指出：“总看陈独秀的一生，……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作为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和党的早期领袖，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指导时代前进的，他的历史功绩是十分光辉的。他的战斗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著， 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1927年上半年他犯了右倾错误，并从事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因而被开除党籍。但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他却拒绝向国民党屈服。他不是国民党特务，更不是汉奸。……他犯了错误而拒绝改正，进而犯了更大错误，但仍然是坚持反蒋的革命立场的一个典型。从这方面来说，他又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教训。”专家接着指出：“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确实有点像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应当宣传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正如苏联人民永远纪念普列汉诺夫那样。”（注：廖盖隆：《陈独秀的评价问题》，见王学勤编著《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一书。） 也有学者这样评价陈独秀：“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00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多得多的贡献。就是在生命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里，陈独秀依然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做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学者还提出这样的问题：“陈独秀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我国最早的马列主义宣传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党的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如果不能列入《中共党史人物传》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根据中共党中人物研究会章程规定的研究范围和能入传的九种人物，陈独秀是完全能够入传的。（注：胡绳玉：《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学术月刊》，1991（11）。） 至于陈独秀的个性和人品，也有学者专门著文研究。其文用4 个标题概括陈独秀的个性和人品：“倔强刚烈”、“坦诚爽直”、“身处艰难气若虹”、“终身反对派”。作者还写道：陈独秀一生在政治斗争中冲击，雄辩滔滔，最终曲高和寡，形单影只。晚年僻居四川江津，布衣蔬食，贫病交加。昔日的“不羁之马”，虽已是“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但是，这个倔强的老人，依然是独往独来，我行我素，至死不变。（注：张家康：《陈独秀的个性和人品》，《江淮文史》，1995（6 ）。） 二、关于“二次革命论”思想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思想作为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始终是广大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90年代初期曾有过陈独秀有无“二次革命论”的争论出现。大多数学者认为陈独秀确有“二次革命论”，其实质是放弃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大革命失败前后表现不同，是一种动摇不定，时起时伏的错误理论体系。这与党在幼年时期的历史环境以及客观形势对陈独秀的影响是有关的。有作者这样指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观点在大革命时期表现得几起几落、数次反复；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次革命论”实际上是“二次革命论”的第二阶段；从抗日战争的爆发直到去世前的取消革命论，则是“二次革命论”的第三阶段。“二次革命论”的实质是放弃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注：徐光寿：《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2（3）。） 关于“二次革命论”的形成，有学者认为，在1923年已经基本形成，其标志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近10篇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其中《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集中表达了他的思想。（注：徐光寿：《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2（3）。 ）也有学者认为：其理论体系并非形成于1923年的两篇文章，而是形成于1926年下半年，陈独秀在《向导》第172期发表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的文章。 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论证，表达出他较完整的“二次革命论”的理论，标志着他的“二次革命论”的正式形成。（注：郭绪印：《重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学术月刊》，19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