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就不能不在世界各国发生影响。曾经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中国革命，直接受到过共产国际的领导，得到过正面的帮助，也接受过负面的影响。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虽然是在排除了斯大林的干扰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但苏联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仍具有榜样的意义。由于战后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国家安全利益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又把社会主义各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从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拓宽研究视野可能会是有益的。 一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尤其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和中国革命问题时，多次讲过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先是不准革命，说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打胜了又怀疑中国党是铁托，或“半个铁托”。关于斯大林怀疑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是铁托的问题，自俄罗斯公布前苏联的大量档案以来，尚未见到原始证据。但这绝非是毛泽东空穴来风，作为1949年毛泽东访苏的首席翻译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旁证。作者在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莫斯科为毛泽东举行告别宴会一节回忆说：“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词。他讲话很轻松，没有稿子，由我翻译，大意是：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讲到这里他环视大厅，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象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使节未能出席，因为没有邀请他们。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开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对斯大林讲这番话时的气氛，师哲描绘说：“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的问题，大家屏息静听。”（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可见， 与会的人都感到斯大林在这种场合提南斯拉夫问题是不协调的。斯大林这一段突如其来关于南斯拉夫的话，显然是说给他的中国同志听的。这对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强烈的刺激。 关于东欧各国走社会主义的情况，大体从1948年起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开始由人民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基本上沿用苏联模式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南斯拉夫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1945年8 月建国之初就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1946年12月颁布的私营经济国有化法令的实行，就使全部银行、批发商、交通、运输工具和90%的零售商业都成了国家财产；1947年，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中央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按斯大林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较其他东欧各国都早，也更自觉。 但是，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在苏南贸易关系上的不平等，以及企图干涉南斯拉夫执行独立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在南斯拉夫建立情报网等原因，使苏南关系逐步恶化。1948年6月， 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会议作出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诬蔑南共在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上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推行对苏联和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指责南共使自己“置身于共产主义统一战线之外，从而也就将自己置身于情报局之外了”。决议呼吁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起来推翻铁托的领导。这样，斯大林就把南共和铁托逐出社会主义阵营。苏南关系公开破裂。1949年11月29日，情报局在匈牙利的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刽子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攻击南斯拉夫的国内政策，诬蔑铁托等人“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一个反共的、警察式的和法西斯类型的国家制度”，“这个政权的社会基础是由农村富农分子和城市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认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义务是“帮助”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重建一个革命的、真正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使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阵营”。在此期间，东欧各国开始了大清洗，大批著名的党政领导人以及高级将领或因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不满，或因不赞成情报局决议，都被强加上“南斯拉夫的间谍”、从事“反对苏联的敌对性活动”等罪名，被无辜地投入监狱或处死。 对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迅速作出了反应。194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 认为：“以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兰科维奇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上，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区别，国际援助对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等，从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进而指出：“南斯拉夫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阶级存在的国家，带着资产阶级反革命观点的投机分子，总是企图混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混入共产党，企图利用机会从内部来破坏革命事业。”当时，中国革命战争正在紧张进行，处在战略决战的前夕，中共中央不可能了解苏南冲突的真实情况。可以认为这个决议是基于对联共（布）党和斯大林本人的信任而作出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