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 E297.3:K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1999）01—0090—95 新桂系曾与新四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有过合作，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中间势力。但是不可否认，在1941年1 月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桂系参加反共，是使蒋介石敢于发动此次高潮的实力上的原因。（注：《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在1982年版，第273页。） 新桂系是国民党统治营垒中“杂牌军”，影响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军吃掉，最怕的还是被中央军缴械”。（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李宗仁回忆录》下册，1990年7月编印，第835页。）为什么这次却公然投到蒋介石的怀抱为虎作伥？这必须从当时中日矛盾和国内各阶级、阶层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进行分析和探讨，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一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在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日相持阶段的大环境下，新桂系处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日反共、中间阶级拥蒋反蒋的两面性，力求在两面中求得平衡、生存和发展，曾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有过一定的合作。 新桂系与新四军的关系，缘起于中国共产党与新桂系的统战关系。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新桂系从本身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谋求联合，这就为后来与新四军的合作打下了基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在1929年两次蒋桂战争中惨遭失败后，蛰居西南独树一帜，唯胡汉民马首是瞻的“两广派”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等，趁“九一八”事变抗日民主运动兴起之机，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蒋介石是‘剿匪抗日’）”的幌子下，推动胡汉民以“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于1934年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上签了字，公开与蒋介石对立。1935年，新桂系宣扬“焦土抗战论”，提出了“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民族联合战线”的口号，企图以此为旗帜而独领西南风骚。他们对共产党采取的方针是，“秘密地联系共产党中央派来的人物，但不准这些人物和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发生关系，如发现地方的党组织的活动，就采取残酷的镇压措施”。（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中），1982年6月编印， 第122～123页。）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新桂系对共产党上层展开了积极的活动。这一年，李宗仁派刘仲容到天津、西安，与中共地下党员南汉宸、王世英和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等接头，表达了李宗仁的抗日动态。“中共方面对李宗仁的倾向于抗日，表示赞赏。”（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上），第397页。）1936年6月，“两广派”李宗仁、陈济棠等以“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矢抗战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为号召，发起“六一运动”，力欲争取主动，反蒋抗日。（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李宗仁回忆录》下册，1990年7月编印，第669页。）事变失败后，蒋介石调动重兵，企图借机围攻广西，进而“解决西南”，形势严峻。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张闻天、李克农等，分析变化了的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先后派宣侠文、胡鄂公、王杰、云广英、张云逸等到间的相互关系，先后派宣侠文、胡鄂公、王杰、云广英、张云逸等到南宁开展统战工作。云广英以党中央红军代表的名义，与李宗仁“谈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问题，他表示赞成”，并“问毛主席、朱总司令好”。（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上），第362页。 ）与新桂系关系密切的粤系广西人李济深也表示，“希望红军配合两广的行动，争取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上），第 363页。）新桂系为了防止走漏与共产党“通款”的消息，引起已被他们镇压下去的广西地下党乘机复炽，威胁他们在广西的统治地位，故与共产党上层的统战活动，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和极小的范围内进行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新桂系虽然赞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把广西省省会从南宁迁往桂林，从战略上作出了抗日的姿态，停止了“剿共”行动，但实际上对左右江地区等地的地下党活动，仍然采取严密的监视和防范。从这些情况可见，新桂系在一阶段中的“亲共”、“联共”活动，完全是出于他们地方实力派、中间派的立场，虽然不无抗日的诚意，但主要的还是为了减轻蒋桂战争失败后立足未稳和“六一运动”破产后来自蒋介石中央系的压力，以求得政治上的主动，保住和扩展自己的地盘。这就注定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只能是上层的、表面的、有限的合作。这既为他们后来与新四军的联系创造良好条件，同时也为他们后来与新四军的合作埋下了严重的危机。 二 从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新桂系与新四军的关系进入实质性接触阶段。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抗日相持阶段的到来，新桂系出于保存实力的目的，在鄂豫皖前线做两面性的军事部署：一方面“以大别山为根据地，‘立煌’（今金寨）为核心，向陇海、津浦及皖西、鄂东沿江据点之敌经常进行游击，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其大别山根据地。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为了对付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中），1982年6月编印，第354页。）当时在这一地区的新四军，有高敬亭领导的第四支队，张云逸的江北游击队，彭雪枫的游击支队第二大队和肖望东的游击队三个大队，发展迅速，新桂系对这些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不得不有所戒备。在广西大后方，则推行“开明政治”，容许新四军在桂林设立办事处，进行支前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国共双方的多方谈判，193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终于同意将活动于湘、鄂、赣、闽、粤、豫、浙、皖等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一万二千余人，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归第三战区统领。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4月迁皖南岩寺，后迁云岭。时值国民党军队徐州溃败，武汉告急。新四军急速集结整编，挥戈东进，开赴前线。一部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沿长江南岸挺进京沪地区，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另一部在张云逸等率领下，沿长江北岸向皖东地区推进，建立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抗日根据地。4月， 新桂系的部队分别向皖西、皖北撤退。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驻寿县，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驻大别山。10月，廖磊任安徽省主席。武汉失守后，鉴于日寇进攻，安徽危急，第二次反共高潮亦尚未发生，新桂系为稳住在安徽的阵脚，不能不和以中共为首的进步力量搞好关系。当时在大别山地区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群众关系很好。新桂系的部队不但没有与这支人民的武装发生冲突，而且还互相交换情报，敌情大多是新四军提供的。大江南北的交通，新四军派出专门部队维持，新桂系人员渡江，常由新四军掩护。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大别山视察四支队时，新桂系还请他们的干训班做抗日游击战的讲演。1939年6 月日寇攻陷安庆后，新桂系与新四军合作抗敌，袭击安庆，取得胜利。为了巩固新桂系在安徽的统治，抵制蒋介石CC派势力的渗透，廖磊把当年在广西实行的“三自”、“三寓”一套搬到安徽，推行所谓“行新政用新人”的政策，延聘了进步知名人士章乃器、朱蕴山、臧克家等到省动员委员会工作，其中的周新民、张劲夫、狄超白等都是共产党员，其下层的各个工作团，也有不少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在内。在他们的阅览室里，有共产党出版的书报，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是年秋，广西组织的学生军有两队开赴安徽前线，第二十一、十一集团军各配置一队。这些学生军多数思想进步，有的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廖磊由于想利用进步力量协助他固守安徽，对配置于第二十一集团军的那队学生军非常爱护，被服全部供给，另外津贴伙食费，并且每人发给左轮手枪一支。”（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中），1982年 6月编印，第316页。）这些学生军， 后来“绝大部分”都到新四军去了，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在抗日前线，新桂系对新四军的活动基本是容许的，即使新桂系中也有如李品仙、张淦等一些高级将领反对廖磊对共产党的“纵容”，廖磊本人“虽然没有公开地打击革命进步分子，但对革命力量的发展却是暗中严加防范的”。认为必须对新四军严密警戒，（注：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中），1982年6月编印，第323页。）然而碍于当时安徽处在团结抗日的高潮之中，他也只能隐晦衷曲，在公开场合上对新四军表示友好。他们在后方容许新四军在桂林设立办事处，是为前方服务的。新桂系当时的这种矛盾心理，促成他们在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采取了中间立场，他们既没有支持二战区阎锡山等的公开“反共”，也不敢贸然在自己的地盘上大规模地攻击新四军，这都是从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来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