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那场是非混淆、人妖颠倒的劫难中，高悬理想的文弱学者，却能不畏权势与强暴，不计荣辱与生死，置小我生命于度外，坚守自己的理性思考、学术观点和学术品格，既能在灾难的沉默中守身乐志，又能在强权的逼压下起而抗争、愤而辨难，在沉寂的思想牢笼里留下了审思和呐喊的理性火花。这文弱学人中，就有新儒家梁漱溟先生。这一时期，在梁漱溟这个新濡家身上，“守身”与“舍身”这对似乎矛盾的概念，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一 梁漱溟在史无前例的灾难面前，首先是“守身”和“乐志”，保持自己独立的思维判断，不为运动所左右，且以极大的精力和兴趣致力于新儒家思想的研究与阐释。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梁漱溟便受到冲击，并被红卫兵赶进他自己院内历来不住人的小南屋里。在这种“被专政”的情况下，梁漱溟反而静下心来，续写那篇刚刚动笔一万余字就被在运动中烧掉的《儒佛异同论》。 在那种“天下大乱”的情势下，梁漱溟以72岁高龄晚上为“红卫兵小将”打扫卫生，夜晚挑灯夜耕，完成长达5 万余字的《儒佛异同论》，实属难能可贵。不仅如此，他还在此乱纷之际静心沉思，写作一发而不可收。据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所收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著诸文，涉及其静心守身的学术论著就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1969年）、《述伍先生之学写稿应注意写入之点》（1969）、《追忆往昔所了解的卫氏学说大意（1969年）、《发愿文》（1970年）、《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1971年）、《卫西琴先生传略》（1971年）、《人心与人生》（1975年）、《东方学术概观》（1975年）等。在梁漱溟的上述论著中，都贯串着他对儒家心性之学研究的一贯主张和思想。只是这一时期他的新儒家思想，较之以往表现出对佛学和道学的更多宽容和吸收。 《儒佛异同论》是作者于“文化大革命”中通过比较儒佛两家的个性和共性进而阐述其新儒家思想的开篇之作。全文共分三大部分。他认为，儒佛虽不相同，但亦有相通之处。第一，两家都是“对人而说”；第二，两家所论皆“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即“同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注：《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第153页。）。统而言之， 儒佛两家皆以“人生”为讨论对象。但在讨论人生问题上，两家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儒家“属世间法，其“立脚点是人”，“说来说去总还归结到人身上，不在其外”，体验人生，求“践形尽性”，“乐在其中”；佛家“属出世间法”，其“站在高于人的立场”，“更不复归结到人身上——归结到成佛”体验人生，乃“与苦相始终”，苦是“绝对的”，“众生莫不苦，而人类之苦为甚”。究其原因，则在于两家之学产生的“两面”和“两极”中的“面”“极”不同。他认为，人类从动物演进而来，既有其类近一般动物的一面，又有其远高于动物的一面；在人类的生活表现上，既有其远高于动物的崇高、伟大、光明、与天地同流、乐在其中的高极，又有类于甚而低于动物的下流、顽劣、奸险、凶恶的低极。“后一面与前一极为儒家之学所自出，而从前一面与后一极就产生了佛家之学。”（注：《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55页。 ）由于他们代表的“面”和“极”的不同，使他们走上了研究人类生命的不同路数。儒家走的是道德的路，佛家走的是宗教的路。宗教本是一种方法，寄托着弱者的希望，其实不过是“自力之一种变幻”；道德则在于人的“自觉自律”，肯定人的积极心性（注：《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55 页。）。而无论是儒家的道德，还是佛家的宗教，都是研究人类生命、提高人类修养、协调人类社会的学问，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儒佛互补，皆有助于人生。 梁氏此时研究，比较儒佛异同，自是他素来思想的逻辑发展，又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他心理的真切体验和思想状况的自然流淌。从其思想发展的轨迹看，饱经风霜的历史尚能使他处世不惊，独立地沿着新儒家的思路探索；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字狱”的心理压力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即使像梁漱溟这样的新儒家大师，面对政治运动汹涌澎湃的冲击，要守其身、乐其志也难免有乏力之虑。在这种心理状况下，这位原来由佛返儒的新儒家学者，在其心理深处呼唤着另一种学术生命的协助，这就是佛学。这是梁氏研究、比较儒佛异同的历史心理基础。基于此，他用儒家的“世间法”守身乐志，用佛家的“出世间法”隐身苦修。这也正是梁氏于“文革”期间大智大愚、守身乐志、超然物外的现实心理基础。而这，又合乎其思想发展的逻辑。儒佛互补，既是他学术观点的阐释，又是他人生观点的现实表达；既是他学术思想的境界，又是他现实生活的精神支柱。只有如此认识，我们才能解释27岁时已由佛归儒此后一直以新儒家自居的梁漱溟，何以在他的晚年又兼容儒佛；我们才能解释何以在人心惶恐的年代里，梁漱溟能守身乐志，泰然处之。诚如梁氏所言，“生死祸福，谁则能免，但得此心廓然无所执著，则物来顺应，哀乐之情而不过焉，即在遂成天地大化之中而社会人生于以稳定”（注：《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67页。）。梁氏用佛家的“无所执著”用语对应儒家的“忘物， 忘我，忘一切”，并称“稳定人生之道孰有逾于此者？”（注：《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67—168页。）。可见，“梁氏调和儒释，其救己、救人、救世之意甚明。 梁漱溟在其《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中，叙述了自己“第一期思想与近代西洋功利主义同符”，第二期“转入印度的出世思想”，第三期“再转而归落到中国儒家思想”（注：《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177—184页。）之演变历程，对儒家的人生向上态度表示肯定。而在他自撰的《发愿文》一文中，又表示了对佛学的肯定。他写道：“我今于佛前顶礼，披沥一心作忤悔。……佛道无上誓愿诚，烦恼无尽誓愿断。……心佛众生本一如，念念唯期显自性。”（注：《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277页。）在这里，梁氏又对佛学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忠诚， 是他兼容儒佛的明证。 在《东文学术概观》一文中，作者将视野进一步放大，论衡东方学术儒、佛、道三家之特色，阐述其文化价值。作者在这里，表现了对儒、道、释三家兼容并蓄的宽容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