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的历史回顾和考察 由于历史的原因，德国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队伍和研究成果由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部分组成。 原民主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中国政府将前德国驻中国使团的一批档案转交给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推动了民主德国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德关系史的研究。1956年，鸿堡大学的赫尔穆特·施托克撰写的论文《19世纪的德国和中国。德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成为民主德国史学界研究中德关系的开端。之后，鸿堡大学的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论著，重点集中在20世纪德国对华侵略和对华政策、中德关系以及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等方面。 8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进入发展阶段。鸿堡大学仍一马当先，集中全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骨干，成立了中国问题专家小组，分别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出了一批成果。汉·克·施利希勒和阿道夫·沃尔夫拉姆的研究成果都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史料价值。鸿堡大学亚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中国问题专家罗·费路教授是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成绩卓著者，著述甚多，偏重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研究，也翻译了些李大钊的文章。此外，随着民主德国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深入和加强，史学界曾着手以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若干问题为重点研究课题，出版系列专著。 原联邦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特别是70年代初，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以来，在东方学研究的带动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进展较快。研究人员从机构上隶属于两套系统，即由政府主办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究所。 由政府主办的研究机构主要有科隆的联邦东方与国际研究所和汉堡的亚洲事务研究所。这两个所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新资料。亚洲事务研究所还出版《当代中国》杂志，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进行评论。以大陆问题为主，也报导台湾、香港、澳门方面的情况，并附有有价值的资料简讯，如中共领导层和中国政府的活动及人事变动情况的资料等，还出版系列专题丛书。这两个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其收集到的中国官方出版的资料、期刊和报纸等。 在联邦德国的一些大学里设立了汉学、东方学和中国或东亚研究机构，有的开设了中国革命史课程。其中声望最高的是萨尔大学的中共研究中心，该中心是萨尔大学中国和东亚政治研究所的一部分，创立者是杜勉（J·多梅斯）。 这个中心侧重于运用政治学方法研究近现代中国问题。杜勉的研究重点是1949年以来中共和中国政府高层机构及人物。此外，柏林自由大学奥托舒尔研究所和慕尼黑大学的格施维斯特—朔尔研究所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问题的机构。W·迈斯内尔博士对30 年代的中国哲学与政治已有论著。与上述机构不同，柏林、波鸿、埃朗根、费赖堡和海德尔堡的东方与汉学研究所的研究侧重于用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从意识形态和法律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而较少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开设中国近代史的学校有柏林自由大学、波鸿大学、慕尼黑大学、波恩大学等。 在联邦德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发展较快，但由于缺少资金和资料，尤其是中共党史资料有限，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仍局限在少数人之中，出版的研究成果也由于语言问题而不能有广泛的读者。根据阿克赛·施奈德1990年夏季以前对德国各汉学研究所和其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机构进行的调查显示，上述问题障碍着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并期待能有所改善（注：阿克赛·施奈德：《联邦德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原文刊于美国《中共研究通讯》，1990年夏—秋号。）。 关于中国革命史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也分两部分介绍。 在原民主德国，有关中国的档案收藏于国家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及其他分馆里。其中1954年中国政府移交给民主德国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德国驻华公使馆、大使馆档案资料，占相当的数量。原民主德国国家档案馆位于波茨坦，现馆藏档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在民主德国的德国中央政府机构的档案为主，如德意志帝国国会档案、内阁总理的档案、外务部档案的一部分、各部及国务秘书处档案、德国驻各国使馆档案等，以及全国性组织的档案和个人档案。其中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是“德国驻外国领事馆、大使馆”档案中的“德国驻华大使馆”的两个全宗，共计4 400余卷，第一个全宗为1871年前的文件， 第二个全宗为1871～1945年的文件。虽有部分损失，仍较完整。其中关于胶澳问题的文件（直接关系到胶州租界与山东“势力范围”问题的档案）分别藏于海军类（胶州租界；胶州的海关、商务、海运等情况；德华丝绸工业公司；青岛船厂；青岛教育事业等）、矿务类、交通通讯类、水灾治河类中。这些文件中有德使与德外务部和内阁的电报往来；德使与胶澳行政机构、德海军部及与山东巡抚的部分电报及书信往来，突出反映了20世纪初德国推行扩大在胶州租界地权益的殖民政策阴谋；德国在胶州及山东等地从中国矿山、铁路、海关、海港进出口贸易等多方面加强经济侵略的情况；德国政府以在华办高级学堂障人耳目，给其殖民侵略穿上为中国文化发展作贡献外衣的情况；以及德国驻华机构是如何与袁世凯反动政府相互勾结，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情况。尤其是1911～1913年的德国外交档案较集中反映了德国参与、干涉中国革命的问题，如从德驻上海总领事冯·布里1911年11月和12月初与南方政府的伍廷芳就在中国是建立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几次谈话看出，德国政府是如何为了自身在华利益而支持袁世凯的。从1912年孙中山与德驻上海领事馆翻译舒尔策和记者埃·冯·萨尔茨蔓的谈话记录中知道孙中山曾提出希望德国政府支持共和国，而德国可以获得特殊参与权及外贸优先地位。其他的还有关于四川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爆发问题上德国所起作用的资料。（注：汉·克·施利希勒：《民主德国档案馆藏中德关系史的部分档案》。见：《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第121～1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