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大众思想启蒙运动的功绩在于，它使大众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潮流中，初步认清了实践于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传统观念及各种外来观念的面目，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而带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道路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一个世纪的外族入侵，国内战争与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的社会现实，使中国的大众思想接触了众多的观念形态。中国儒家观念、西方18世纪以来三个世纪里思想家们提出的各种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观念在大众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产生了激烈的撞击。在战争环境下，没有人能够不作选择而置身于是非之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社会现实面前，追求社会进步的人们首先从古老文化的陶醉中苏醒，向骄傲的过去告别，然后认同了西方文化的优越；在急速的社会革命洗礼中，又使执着于西方民主、自由、宪政理想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放弃了构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终于走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与共产党人和农工大众一起确认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 然而也正是由于大众在苦难的年代里必须作出观念选择，使得各种思潮形成了如白驹过隙的奇特场面，人们往往来不及细细品味，就付诸社会实践或将其遗弃。思想论争伴随着“五四”爱国运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救亡运动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起，紧锣密鼓地开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因而思想的火花有如流萤，中国大众在没有彻底受到思想启蒙的情况下，匆匆走进了社会现代化、民主化历程。由此，引导大众思想启蒙的思想家们在这种特定社会环境里形成了三元二分法的思维模式，构建了两种重破轻立的新观念体系。三元二分法思维模式，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取向存在三元，即封建主义取向、资本主义取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取向，而又将这三种取向区分为新与旧、民主与专制、进步与保守、唯物与唯心、文明与愚昧等两个对立的阵营。尤其是资本主义取向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取向一直处于水火不容的对抗之中，导致了当时和以后一场接一场的思想政治运动与批判浪潮，极大地左右着中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 一、思想的“典范形式”：大众思想启蒙的思想前提 恩格斯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实际上反映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从思想史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20世纪上半叶思想史的演变也恰恰是当时历史演变的逻辑结果。但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不是一种独立发展的社会形态，很难找到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的“典范形式”。相反，社会生活的多层次和多元化造就了各式各样的“典范形式”，以至发展为三种社会制度取向，并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被裂变为众多阶层的大众的心灵中。因此，大众的社会制度取向也只能取决于几种主流观念的对垒状况以及被拟制为某种社会制度化身的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状况。各种观念似乎都已现成地摆在大众面前，谁优谁劣，最后必须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大众在社会实践中选择观念的过程也就成了大众完成社会制度取向的过程。 中国的大众思想启蒙是在特定的民族危机的环境下催化，围绕着政治军事斗争展开，以封建主义、西方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的三元对垒为主要表现形式并在极短暂的时间里完成的。思想启蒙家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互相辩驳、论争这个问题上，而未能各自完成其观念的“典范形式”，让大众了解各种观念的范畴体系和实质内涵。因而，“文化快餐”式的新观念从一开始就体现出重破轻立的理论特点。也由此，西化还是复古（全盘西化还是本位文化）、西化还是苏化（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还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还是旧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民主还是独裁（宪政还是一党专政）、科学还是迷信、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种三元二分法思维模式，形成为20世纪上半叶大众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最主要特征，也成为大众社会制度取向的特征。 “五四”以前的思想启蒙形成为20世纪上半叶民主主义思想的“典范形式”。较早时期能够体现出思想启蒙特点的，是士大夫们自我启蒙的“洋务”与“维新”。士大夫阶层在西方强国炮舰进攻下终于发现中国的失败是技不如人，因而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础上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指导了洋务运动；但他们在洋务实践中进一步发现，技不如人是由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落后，因而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猛喊，紧接着又试图把自由、平等、民权、宪政等观念引入中国政治。这导致了维新运动的发生。他们相信，古老的帝国在习得了西方制器之术与民主、自由、宪政制度之后便能再生。然而，帝国统治者葬送了这一事业。但也正由于洋务、维新使一代新人的出现成为可能。在留学热、兴办新式学堂热与新式文化运动中，一整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起来，他们较多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和政治观念，在社会制度取向上认同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而打起了反清旗帜，葬送了帝制。以孙中山为旗帜的这一代人，他们改换了自身的观念；然而他们倡导的思想启蒙未能改换大众的观念——无论是“华老栓”还是“阿Q”（注：鲁迅作品《药》、 《阿Q正传》中的文学形象。）， 都不可能懂得辛亥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因而到“五四”时代，出现了大众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将改变了知识分子而未改变大众的思想“典范形式”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并因白话文的推广而变得现实可行。 而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后的广泛传播标志着一种与民主主义思潮抗衡的新的观念体系开始在中国诞生。这种新观念体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介绍之后，即被用来指导社会实践，并加入到大众思想启蒙运动的行列。“五四”以来，无论是思想界的人生观论战、文化论战、宗教问题论战还是哲学论战，也无论是共产党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问题的争论，都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中国的“典范形式”——新民主主义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