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 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该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方面继承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认识与经验，另一方面又依据建国后的新形势有重要的变化与发展，并对日后20余年间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和政策发生了直接影响。本文力图就该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时代特点、历史继承性、阶段性、双重性等问题作一初步的考察与分析。 一 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大体上可以1955年为界划为两个阶段。 从1949年10月至1955年底，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曾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他们作为一个有文化的群体，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团结、使用他们。二是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难以适应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需要，因而，必须进行教育和改造。 “团结、教育、改造”是我们对1949至1955年知识分子政策的总概括。实际上，如果进一步考察，会发现这一政策比较明显地偏重于“教育和改造”。这无疑是由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从巩固新政权和加快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方面看，这种政策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一点必须给予肯定。但是，另一方面，突出强调“教育”和“改造”政策的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党内许多人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一判断出发实际上将他们归入资产阶级队伍中。 此外，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来讲，基本上以1953年为界，前后又有所不同。1953年以前，侧重于政治教育和政治立场的转变。强调的是，批判和肃清封建的、帝国主义的奴化买办思想；树立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拥护与信仰。对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则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一般不笼统提消灭或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只是提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思想。这实际上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相适应的。1951年5月， 刘少奇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曾指出：《共同纲领》规定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这就必须承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合法性和在现阶段的积极意义，对其当然可以批评、引导，但不能提肃清，不能过早地提“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的口号（注：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83页。）。 但是，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公布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在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而思想文化战线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翼，必须起到促进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逐步完成的作用。与此相应，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亦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日益突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要求知识分子批判和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954年后连续发动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撇开其具体评价不论，可以说都是上述指导思想的体现。在批判的高潮中，中共中央于1955年1 月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3 月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4月11 日《人民日报》社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指出：在过去几年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还没有能对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而这个任务现在是必须着手了”。 随着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这一任务的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途径或方式亦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很少涉及学术问题。但是，自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开展起来后，情况不一样了。知识分子结合各自所从事的专业或工作，联系学术或专业研究来批判和清理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提倡，甚至被视为思想改造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二 从1956年初开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改造知识分子队伍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对此需要给予肯定和评价；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百业待兴、各项社会改革改造运动频仍，知识分子问题相对来讲并未摆在党和人民政府的突出议事日程上。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即将全面铺开，人们愈来愈感到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匮乏，感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自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同年9月中共“八大”，中共中央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阐述了一系列正确的认识和相关政策。 首先，在充分肯定建国后知识分子政治立场转变与进步的基础上，对其阶级属性作出了正确的判定。周恩来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同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也指出：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