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解放后11 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为农业合作化问题，又一次是十大关系。本文把《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所做的调查，称作建国后第二次大调查。 建国后第二次大调查取得的成果，不仅在当时起了重大指导作用，而且，其中许多思想，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熠熠发光，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导。研究这次调查，对正确评价党在这一阶段的探索，深刻认识后来发生失误的根源，总结经验教训，都有积极意义。 一、调查概况与特点 1955年底，我们党根据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观察和“一五”计划头几年的实践经验，做出了3个正确判断：国际局势出现了缓和趋势； 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基本胜利；苏联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他们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据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仅果断决定要把社会主义建设提到各项工作的首位，而且提出如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全新课题。为解决这一高难度课题，同时也为即将召开的八大做准备，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调查首先从刘少奇听取汇报开始。从1955年12月7日至次年3月8 日，他在北京听取了中央32个部委的汇报。与此同时，毛泽东外出调查。1955年12月21日至次年1月12日，毛泽东听取了9个省、市干部的汇报。返京后，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2日，他又与中央其他同志一起，听取了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5个办公室和财经方面29个部委共34 个部门的汇报。他还于3月30日亲自起草通知，要求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准备好材料，等候通知来京汇报。但这个计划未完全实现。到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十大关系时，只邀请了湖北、广东两省和武汉、广州两市进行了口头汇报。其余各省、市，以及文化部、高教部、劳动部等中央非经济部门向中央呈报了书面汇报材料。根据中央指示，工交部门的几百个基层工厂、工地的材料，亦送中南海。此外，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观看了一些机器、仪器的操作表演。 这次调查，与此前特别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调查相比，有如下突出特点： 第一，主题新。第一次调查，是为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步伐。而这次调查所关注的问题，如生产结构、生产力布局、经济管理体制、如何对待苏联模式等，都围绕一个新主题，即总结我国经验教训，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二，时间长。第一次调查为11天。这次调查，从刘少奇1955年12月7日听取汇报算起，到次年4月22日毛泽东听完34个部门汇报为止，有4个半月。如再加上后来听取汇报和审阅材料，截止到7月7 日劳动部送交书面材料，则长达整整7个月。 第三，规模大。从调查者看，第一次调查，是由毛泽东和农村工作部的一些同志进行的。第二次则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核心所有成员。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的不少同志也参加了。从调查对象看，前一次调查，主要是有关农村的二百几十篇报告。第二次则包括几乎所有中央各部、委、室、行、局以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乃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几百个工厂、工地，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广泛调查。 第四，方法多样。第一次基本采取看材料的方式。这次则运用了多种方式方法：走下去（毛泽东南下，观看机器、仪器表演），请上来（各部门、各省、市负责人到中央汇报），听口头的，看书面的和实地、实物的。 第五，内容比较全面、系统，提出的问题比较深刻。第一次调查的内容仅限于农业合作化。而第二次调查则涉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行各业各领域，是对中国国情的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查。 第二次调查的系统性极强。34个部门的汇报，都是分口进行的，先由国务院主管办公室作综合汇报，后由所属部、委分别汇报。各省、市、自治区的口头或书面汇报，则是按中央预先拟定的提纲，分工业、交通、农林水、财金贸不同方面展开，工交部门更是从中央到工厂、工地，一杆子插到底。 调查比较深入，提出和反映的问题比较深刻。在调查过程中，党中央始终倡导“打破迷信”，要求各部门，各省、市的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的意见”。（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70页。 ）这些意见和结论“一定是从许多具体材料中得出来”的。 （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调查中提出和反映的问题，既有局部性的，又有全局性的，并直接涉及经济结构、管理体制，乃至发展道路等深层次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的许多插话，更迸发出深刻的思想火花。如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汇报时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 ）刘少奇在听取农产品采购部门汇报时提出用价格刺激生产的可贵思想。（注：《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