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同各种反动派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对中国农民问题上，有许多独特贡献。本文就此略加论述，敬请师长批评。 一 瞿秋白是我党最早注意到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1922年，他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就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注：《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41页。）“1917年，俄国两次革命都是靠了农民才成功的。”（注：《俄罗斯之经济问题》，北京《晨报》1921年11月1日。）在党的三大上，在他起草的党纲中，鲜明地提出了“没有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的论断。但这时他对农民问题还局限于减租的要求上，而“没有切实地、勇敢地解决农民问题。”（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当1925年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他受着实际的革命时势及群众的教训，在这一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党中央扩大会议上，“首先坚决赞成‘耕地占有’的主张”。（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此后他积极宣传“‘农地革命’是中国革命之中枢”的思想，又一次提出“中国革命如果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是永世也不能胜利的”。（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系统地阐明了解决农民土地的重要性。 对农民在中国国民革命的重要作用，瞿秋白作了如下分析： 第一，从人口数量上看，“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因此，“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是绝对的。”（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瞿秋白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悬殊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注：《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瞿秋白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军阀统治，实际上是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小地主（土豪劣绅）阶级之政权，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都处于地主阶级的半封建半农奴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之下。”（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因而，要推翻中国反动的统治阶级，就必须依靠这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 第二，从经济上看，中国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瞿秋白指出：“农业变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为中国经济生产的主体。”中国经济为什么落后？因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一方面工业不能发展，农业都又日益衰败。农民都失业破产，困苦不堪，集聚到城市中来又没有工厂容纳他们，于是便成为兵匪。”（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因此，必须重视农民，他们“是中国革命中无价之宝，是中国将来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的保障。”（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第三，从农民的经济地位看，瞿秋白指出：中国农民所受的剥削最重，生活最苦。“农民的收入连养家糊口都不够……农户纳田租或苛捐杂税之外，所余的数目，不及自己收获的百分之四十。”“一般农民的穷迫日益厉害”，“他们极端要求推翻官僚买办阶级之统治。”（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他明确指出：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比现在世界任何国家的农民都要强烈。“农民——其中雇农佃农是最彻底革命的分子，一般小农极端需要推翻官僚买办阶级之统治；失地的农民——兵士与土匪客观上更是需要土地问题和生计问题之特殊形式的解决。”（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瞿秋白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第四，从农民的革命性看，瞿秋白指出：“中国农民所受的剥削，所受的压迫，其生活的困苦，可以说在全世界是无比的。……他们只有一条生路，便是坚决地起来反抗，起来打破现状，起来革命。因此，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比现在世界任何国家的农民要强烈，特别是那班贫民。贫农中国全体农民中，要占一个很大的数量。”他们“生活都是奇异的困苦状态，所以他们的革命精神更强烈而更坚决，他们在革命战线上更勇敢而更彻底。”（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他还风趣地说“我们在这里应该‘感谢感谢’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因为农民受他们严酷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变成了中国革命中最勇敢和最坚决的最伟大的革命势力，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地主土豪劣绅，用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替我们中国的革命，锻炼了一支广大的强有力的勇敢善战争的军队。”（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第五，农民在民主革命中是挖封建主义墙角的重要力量。瞿秋白指出：“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农民，他们的劳动差不多百分之七十被土绅土豪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剥削光了，这是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的经济基础。”所以农民起来反对封建剥削，乃是“铲除军队统治及买办剥削之经济根基。”农民的斗争起到了铲帝国主义的根基，控封建主义墙角的巨大作用。（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瞿秋白十分赞赏湖南农民起来夺取武器，夺取政权，要求土地，把乡村整个封建制度动摇了，而且推翻了。认为“这是真正的‘农民革命’，是真正彻底扫荡乡村一切封建与宗法的残余势力的革命，是根本扫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乡村的剥削基础的革命。”（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第六，农民政权是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瞿秋白旨出：农民在乡村推翻地主政权，“组织自己的政权”，只有这种斗争“方能建筑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巩固的基础。”（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农民政权及土地革命的施帜下，将要战胜一切反对势力，将要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注：《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向导》周报19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