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与抗拒：20-30年代上海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

      20-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转型社会，在这个旧社会逐渐解体、新社会萌生发展的过渡时期，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群体和不同的利益集团，上海发展带来的利益与痛苦分别由这些人们所享用和分担，由此产生出一系列以社会抗拒为主题的社会问题。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艾森斯塔德说：“现代化需要社会所有主要领域产生持续变迁这一事实，意味着它必然因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各种群体间的分裂和冲突，以及抗拒、抵制变迁的运动，而包含诸种解体与脱节的过程。”（注：〔以〕艾森斯塔德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社会结构的变迁、转型、分化、解体，造成了社会问题数量的增加与领域的扩大，典型地反映在社会心态失常、家庭婚姻危机及社会犯罪等三类问题上。换言之，新一代上海人在享受所创造的新的社会生活和现代化成果赋予的恩惠的同时，也不得不咀嚼现代化代价所带来的苦果。

      目前，人们对上海现代化研究甚多，而对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研究较少，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抛砖引玉，以期获得同行的论评。

      一

      社会心态失常的直接原因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文化背景的变迁，社会运行节奏的加快、人际竞争程度加剧及身心疾患等直接造成的生存困难引起的心理负荷遽增，而又难以排遣无法解决而产生绝望心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面对急遽转型的现代社会而无法扮演其期待已久的社会角色，不能获取预期的社会地位、物质财富与生活水准这一人生终极目标，甚至难以保持既得利益与现有的生存状态。一种无奈的心理油然而生。随之而来的则是心理的畸形与行为的变态，从而以精神疾病、自杀、离婚等社会问题所表现出一种消极的社会抗拒行为。

      现代社会中，除却生理遗传因素，由社会造成的心理变型极为普遍。30年代上海最常见的精神疾病是精神异常、脑病、神经刺激、精神错乱、文武痴癫、痰厥、猪羊癫病与神经衰落、心荡、失眠等症。因此，一批疯人院与精神病院应运而生。1935年，在上海市华界注册的28家医院中，就有5家精神病医院，占17.85%（注：《上海市年鉴》1936年（下），中华书局1936年版，T第2-36页。）。其中尤以上海疯癫专门医院、中国疯病医院及上海疯人院为著名。30年代法租界与公共租界都有精神病医院，工部局所属的6所医院中，就有1所精神病医院。1935年6月落成的上海普慈疗养院为当时上海最大的“专治精神、神经疾病之医院”，共可收病人600多人。开院甫始，住院病人蜂拥而至，病房不敷，随之增加，仅从为此而新建造的可供5000人之用的自来水塔可见一斑（注：《上海市年鉴》1936年（下），中华书局1936年版，T第12页。）。报刊上登载的精神病院的广告与病人家属的求治信之多表明患者不在少数。社会人士为此疾呼，必须重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年上海市卫生局局长李廷安赴欧美各国考察卫生事业时，将精神病的预防作为主要考察内容之一（注：《上海市年鉴》1936年（下），中华书局1936年版，T第36页。）。

      由社会原因造成的心理变态、精神失常的最为激烈的后果是自杀辞世。据上海市社会局统计，1929、1930年分别发生自杀事件1989起与1932起；1932年、1933年和1934年三年则分别为1944起、2096起和2749起（注：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编：《上海市市政报告(1932-1934)》第二章“社会”，汉文正楷印书局1936年版，第76页。）。

      

      ②（注：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编：《上海市市政报告(1932-1934)》第二章“社会”，汉文正楷印书局1936年版，77-80页。）

      从上表所见，这一时期上海的自杀现象呈以下特点：

      一是自杀频繁，数量与年俱增。以1934年而言，月平均200件以上，“亦即每日平均约隔3小时，本市即有一自杀事件发生；再以本市人口总数350万计算，则每10万人中即有78.5人企图自杀，本市自杀率之高，于此可见。”（注：前揭《上海市市政报告(1932-1934)》，第二章。）

      二是自杀原因多与这3年经济不景气相关，也与生活程度低下及生存空间狭小有关。这大致可分为二类。第一类为外地人口至沪难求生存所致。1931-1934年各地相继发生水旱大灾荒，“一般内地居民，平时震于都市之豪华，相率奔集；但到达之后，亦自觉谋生维艰，告贷无门，欲归不得，于是逆旅服毒，投水自尽者，已属司空见惯，甚至酿成阖门仰药，全家跳楼等惨绝人寰之悲剧。”（注：前揭《上海市市政报告(1932-1934)》，第二章。）另一类则以城市人因工作、生活、居住环境及人际关系的恶化无法解脱而自杀。历年来均以口角纷争为最。上海市区房租腾贵，下层市民往往一楼甚至一室居多户，尤其在夏季气候炎热之际，居处湫隘，性情也因烦闷转而暴躁，更易发生口角纷争。生物学家阿利氏认为，个体空间的保持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注：华东师范大学等四校合编：《动物生态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现代科学实验证明，生存空间对于动物的性格养成或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小白鼠们在较大的空间中相安无事，当空间距离逐渐缩小则性情变得乖僻，直到互相厮咬如发疯状，甚至有自杀倾向。这表明生物学中的种群间隔机制对一定空间中的种群密度有严格的规定。环境心理学认为，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同样有生存空间与安全距离，一旦人口密度过高，个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至极限，人的心理上的安全感、完整感就会丧失（注：赵长城、顾凡著：《环境心理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188页。），完整的人格也难以形成与保持。旧上海人主要居住在里弄中，及至解放前上海的2360万平方米的民居中，旧式里弄即占一半以上，加上新式里弄与棚户区已达88%（注：叶伯来主编：《上海建设：1949-1985》，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981页。）。人均居住面积仅3.9平方米，在老闸、邑庙等区，人均居住面积低于1.5平方米的更不在少数。老式石库门房子以其逼仄狭小、局促嘈杂而又尴尬无奈地展示了大多数上海人拥挤的生存状态。“七十二家房客”们因居住空间的狭小，常因占据公用部位而发生口角甚至厮打，从史料来看，社区中尤以邻里关系恶化成为主要矛盾，人常谓此与上海人精明褊狭性格有关，却忽视了物质与空间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