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国民革命的起源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建超 扬州大学政法学院 邮政编码:225002

原文出处: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为线索,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角度详细考察了辛亥革命后至国民革命兴起间社会各个领域的变迁,以求真实地揭示1924年至1927年发生的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的内在因素。本文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受阻和家村经济的日趋凋弊,是国民革命兴起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而政治、文化思想及社会其他领域民主意识的不断增长,则为国民革命作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北洋军阀的割据与混战和对人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一方面使被压迫者无法继续生活下去,走上反抗道路,另一方面又使统治者自身力量不断削弱,为革命力量的集聚提供了条件,这是国民革命兴起的直接原因。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9 年 03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任何一场社会革命的发生都是由许多种因素促成的,是社会合力的结果。1924年至1927年发生的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首先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直接相关,但这并不是说有了国共合作就自然会有国民革命。这场人民大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当时新的社会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发展与北洋时期社会诸领域中强大旧势力、旧因素阻碍和束缚的矛盾结果。一面要发展,一面要阻碍,矛盾日益尖锐,于是,社会的变迁就演化为社会革命。本文拟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宏观角度,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国民革命发生的原因进行重新阐释,以求更全面地揭示这场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

      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受阻与农村经济的凋弊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因此,当我们在考察一场社会革命发生时,首先应该把视角伸入到当时社会的经济领域。可以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空间发展和它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压制,是国民革命兴起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后,便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挣扎,发展十分艰难。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障碍。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实业部,并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和条例,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北洋政府在辛亥革命后所创设的含有民主主义因素的政治结构中,也不得不继续颁行一些有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另外,1915年中国人民反对“民四条约”的斗争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都掀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高潮。所有这些因素,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呈现出繁荣景象。据不完全统计,从1914年至1919年的6年间,中国民族资本家共设厂矿379家,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开设63家,新投入资本1430万元,不论每年新建厂矿数或平均每年新投资额,都比1895年至1913年间的平均数多出1倍以上。(注:参见黄修荣著《国民革命史》第28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正是国家政权衰弱,政体四分五裂之时,辛亥革命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权以从制度上保障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在一战结束,帝国主义侵略卷土重来的情况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能依靠国家政权的保护而发展,再加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脆弱性,其发展便逐步受阻。资料显示,从1921年起在大战期间掀起的建厂热潮开始下降:1920年向农商部注册的新建工厂有70家,1921年为61家,1922年降为46家,到1923年猛降到14家,1924年只有11家。(注:参见黄修荣著《国民革命史》第30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与此同时,外国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却“一天一天多起来,1922年的时候,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所开的制造工厂,规模较大的,凡有192个。又1925年的时候,中国境内共有纱厂118所,单只日本就占了45所”(注:周谷城著《中国社会史论》上册第278页,齐鲁书社1988年版。)。历史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因此,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便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道路。正是这一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才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产生了力争自由的要求,并通过其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反映出来。

      与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相反,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经济在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下和帝国主义、军阀的混战中日趋凋弊,这是国民革命兴起的另一个社会经济基础。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对土地问题作出了一些规定,但并无具体可行的措施。加之其存在时间短,故中国农村那种旧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继续存在,这就使得土地仍然如同以前一样集中于地主手中,而且随着新兴的军阀、官僚地主的大批产生,土地集中的现象和趋势日趋严重。另外,商人高利贷者和外商也大量购买、侵占土地。他们占有土地的目的不是将土地租给农业资本家,而是出租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以直接向农民榨取封建地租。地租率通常占收获量的5成左右,有的可达6成、7成或9成。这种高额地租充分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超强度的经济剥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导致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广大农民的迅速贫困化。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农民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积极站在当时代表新的社会生产力的政治势力一边,成为他们阵营中的重要成员。

      二、社会诸领域民主意识的增长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