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主要是1932年下半年至1934年，当时的“左”倾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搞了大规模的“扩大百万铁红军”运动。这一“扩红”运动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扩大红军。通常意义上的扩大红军，是指在坚持赤卫军、少先队、地方红军、主力红军并举的前提下，从地方武装中逐步抽调人员去扩大巩固主力红军，这是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而“扩红”运动，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只是单方面无条件地追求主力红军的迅猛扩大，用破坏甚至瓦解地方武装的手段去达到扩大红军的目的。全面考察并正确评述“扩红”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对于加深对王明“左”倾错误危害性的认识，提高人们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可是，对于这一历史问题，目前史学界尚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扩红”运动的历史概况及原因 “左”倾“扩红”运动，从其发动到大规模进行，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早在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中央就曾发出过“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的“扩红”号召，要求不但把地方红军编为主力红军，而且把手执大刀梭标的赤卫队也编为主力红军。由于地方武装全部加入主力红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敌人便乘机向苏区进攻，使革命根据地遭受到较大的损失。但庆幸的是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时间很短，到当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即被纠正，这大大地减轻了损失。 立三错误被制止后不久，1931年初，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上台，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在扩大人民武装方面，他们不仅重复了立三错误统治时期“扩红”中的某些错误做法，而且较立三统治时的“扩红”运动更“左”、更具有理论准备，其规模更大、时间更久，危害也更严重。 1931年初至1932年底，是王明“左”倾“扩红”运动的第一阶段，即舆论准备阶段。在此阶段，中共中央和“左”倾中央领导人，不断地作决议、发指示，过分强调扩大红军的极端必要性，为猛烈“扩红”运动大造舆论。并且，“扩红”运动在一些省区开始初步进行，如福建、江西都搞了“扩红”突击运动。 在此阶段，“左”倾错误虽逐渐推进到中央苏区，并在“扩红”运动中得到了初步的贯彻执行，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受到一些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的不同程度的抵制，故“扩红”中的“左”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很严重。但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并且派了许多钦差大臣到苏区去夺权，因此，他们的“左”倾政策逐渐在苏区占了上风，从而使得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越来越向“左”的方向发展，到1932年下半年，就在许多地方提出了把地方武装整团整营地连人带枪编为主力红军的“扩红”方法。这就为即将到来的猛烈“扩红”运动奠定了基础。 从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迁入中央苏区，到1934年长征开始前，是“扩红”运动大规模进行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突击竞赛的方法、冲锋的精神去进行猛烈扩大“一百万铁红军”运动，号召动员所有的赤卫军、少先队、模范团、模范营等地方武装整营整团地全体加入红军，党、团支部全体加入红军，以准备从自愿军役制转变到义务军役制，发起了一次接一次连续不断的“扩红”高潮，使突击周、突击月、冲锋季等接连不断，并且残酷无情地打击所谓“扩红”运动中的“消极怠工”分子，以斗争的火力来促进“扩红”运动，这给人民军队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带来了严重危害。 这场“左”倾错误的“扩红”运动之所以能够得以发动，主要是由以下原因促成的： 第一，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从根本上来说，冒进性的“扩红”运动，是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从对革命形势成熟程度的过高估计出发，为了准备同帝国主义、国民党进行决战，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采取的必然步骤。他们从主观主义的个人愿望出发，以为只要有了数量上尽量多的红军，单纯依靠这个主力红军同敌人死打硬拼，中国革命就能马上取得胜利。 第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共产国际从对整个国际形势的过“左”估计出发，对中共建设红军政策指导的影响，特别是武装拥苏的要求，是“左”倾领导人搞“扩红”突击运动、改编地方游击队为主力红军、动员整营整团的地方武装加入红军、动员整个党的支部全体成员加入红军等“左”倾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也是“扩红”运动一经发动便持久不辍的重要原因。 第三，“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在军事上实行了错误的战略战术，导致了红军过大的伤亡，造成部队减员过多，为了补充兵员，也不得不搞持续不断的“扩红”突击运动。 二、“扩红”运动“左”倾错误的危害 “左”倾冒进性的“扩红”运动，作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产物，曾席卷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江西、福建、湘赣、闽赣、闽浙赣、湘鄂赣等地区，给中国革命以直接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以它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而载入史册的。它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大的方面。 （一）这种把少先队、赤卫军和地方武装整营整师改编为主力红军的猛烈持久的“扩红”运动，是不符合党和毛泽东过去正确的扩军路线的，也是违背了人民战争这一战略战术总原则的。 正规红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实行人民战争，是红军战略战术原则中最根本的原则。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的创始人，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创造出了一整套扩大人民武装的方法，形成了正确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1930年1月，毛泽东把这一路线精辟地概括成“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从这一路线出发，毛泽东、朱德等历来重视武装农民的重要性，在创建扩大主力红军的同时，帮助地方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武装，形成了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等群众性武装相结合的工农武装体制，使武装力量达到了全民动员的程度。正是由于此，红军得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援，与广大工农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使红军如鱼得水，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灵活地歼灭敌人，这是红军粉碎几倍于我的敌人的“围剿”并使自己得到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左”倾临时中央实行盲目的“扩红”及其他“左”倾政策后，我军在这方面的优势逐渐削弱了。这表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