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实质，是冲决绵延20年的“左”倾错误的罗网，为中国的发展打开一条新的道路。人们都已公认和熟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标志和主要内容。然而人们却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最早同“左”倾错误理论短兵相接进行交锋的，是从1977年春天开始的经济理论大讨论（注：经济理论大讨论从1977年开始，到1980年才告一段落。本文主要探讨它对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所产生的作用，故将下限放在1978年。）。正是这个大讨论，开始了对“左”倾错误理论最初的突破。 （一） 经济理论的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进行了近两年。 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个年头，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方兴未艾。当时的运动主要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罪行和他们的历史，这件事并不困难，进行得也很顺利。但是，运动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它势必深入到对“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所推行的一整套“左”倾错误理论进行批判和清理。这既是揭批运动本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更是中国在经历十年浩劫走入绝境之后开辟新路的前提。 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并非易事，因为他们的那一套“左”倾错误理论，实际上来自于毛泽东。毛泽东晚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其认识和实践都发生了严重错误。“四人帮”不过是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并把他的错误理论发挥到极至罢了。然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虽然也积极主张批判“四人帮”，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但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是继续维护“左”倾错误理论，尤其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因此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这一方针直接针对的是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冤假错案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党内老同志平反的要求，但实质上它也给清理和批判“左”倾错误理论设置了障碍，使得事情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既要批判“四人帮”，又不允许触动那些“左”的错误理论。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作请示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批示，只能“不点名”地批判文章中的错误观点，理由是“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注：参见魏新生：《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前后后》，张树军、高新民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下），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表面看来这只是个点不点名的问题，实际上是在理论方面设置“两个凡是”的屏障。因为按照这个逻辑，对毛泽东过目的都不能触及，对直接来源于毛泽东的观点、主张更不能越雷池一步。经济理论大讨论的发起人之一于光远后来回顾说：“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逐步展开，但主要还只是在使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认清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和罪恶历史方面。当时虽然也提出要在理论上批判‘四人帮’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但是，由于很多人思想上还不解放，‘两个凡是’的说法还有不小的市场，这一件工作很难进行。”（注：于光远：《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的发起和几次会议的经过》，见《思考与实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最先打破这种僵局的是经济学界。就在正式出台“两个凡是”和作出上述那个批示的当月，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总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和北京市委党校等单位共同发起，决定召开全国性的经济理论讨论会，从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着手：1.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2.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3.批判“四人帮”插手搞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从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谬论开始。2月25日，先举行了北京地区的讨论会，为全国性的讨论作准备。4月，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在京30多个单位的100多位理论工作者参加，10多位参加者发言。随后又于6月召开第二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近百个在京单位的400多位理论工作者与会，20多人发言。除了按劳分配问题，经济学界还同时展开了对“唯生产力论”问题的讨论。2月，北京地区专门召开了关于“唯生产力论”问题的讨论会，于光远还组织林子力等人写作一部专门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反批判的著作，于上半年印出了清样。 1977年春夏，反对与坚持“两个凡是”的斗争渐趋展开。就在经济学界批判否定按劳分配、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唯生产力论”等极左观点时，正在起草中的党的十一大报告稿却依然写进了上述内容。经济学界的讨论，不得不面对“两个凡是”的压力。 然而，经济理论的大讨论得到了邓小平的有力支持。1977年7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谈到了经济学界的讨论，说他已经看过一遍《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书稿，肯定稿子是写得好的，是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可以出版；还说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整个说来也不错，但感到还不满足，还没有大胆地讲，还有点吞吞吐吐。邓小平不赞成十一大报告草稿批判“唯生产力论”，指出“应该倒过来说”，应该发展生产力。7月27日，邓小平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说“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并以此作为前提，这不行。8月3日，邓小平又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再次肯定按劳分配的文章，并要求经过讨论修改一下。他还指出：应该有适当的物质奖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得清楚。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冯兰瑞等人的文章《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邓小平看了之后对该室负责人于光远说：文章观点是对的，但是有点放不开。邓小平的支持，对经济学界解放思想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